王义高: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状态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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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王义高: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状态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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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状态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的最根本原因
文/王义高⑴

摘要:我国农村经济从“温饱”型全面向向“小康”型转变，农业发展进入到工业化时代的市场配置资源时代，因此，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迫使我国农业现代化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
关键词：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时代、产业发展
一、农业人口向城市转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亚洲城市化与工业的相关计量模型计算， 1998 年中国工业化率为 22.6 ％，城市化率应为 42.5 ％，而实际上只有 30 ％左右，滞后达 10 多个百分点，明显落后于工业化程。
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就业结构。 30 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加，2007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000美元，三大产业人口的比例也发生很大变化，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人口达 60.4 ％。按照国际统计经验，我国城市化水平应达 50％以上，国际城市化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状况。

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水平以每年 0.65 个百分点快速发展，文革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处于“低潮”，每年只增加 0.1 ～ 0.2 个百分点，几乎停滞。因此，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世界平均水平已达到 45 ％，发达国家为 70 ％～ 80 ％，发展中国家也有 55 ％～ 60 ％左右，低收入国家平均 28 ％。以此看，我国城市化水平跟低收入国家相近，与世界平均值相差 10 多个百分点，弥补这一差距需要至少20年。
1.城市化与“三农”比例说明的基本问题。湖南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够，但湖南城市化水平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经验，当人均GDP达25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25%；当人均GDP达6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为40%；当人均GDP达5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超过70%。1998年，湖南省人均GDP约1100多美元，城市化水平只达到33.8%；与当年的工业化水平（43%）和从业人口非农化水平（51.5%）相比，城市化水平也偏低。湖南省城市化的明显滞后，主要是盲从了乡镇企业布局的分散化的“苏南模式”，以及长期以来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束缚和不恰当地强调“控制城市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导向所致，说到底就是“歧视性的农业政策”和“二元结构”的城乡差别。
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总数为5.77亿，城镇化水平达到43.9%，从1980年到2006年的26年间，中国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每年有近千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这一水平大致与中国的GDP增长等同，因此，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把城市化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
然而，中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根本制度安排。湖南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省份任务非常艰巨。现在让我们对比一下湖南与广东两省农村人口与工业化的比例:
来自省统计局人口社科处的一项最新数据分析显示,在湖南6805.7万总人口中,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已达40.45%。全国排名第七位。人均拥有面积较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的56%，乡村人口4241万人，占全省人口的59.55%，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湖南绝大多数农民主要从事简单的农业耕作，以耕种为生，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如湘西、张家界和永州等地，乡村人口在当地人口中的比重明显高于湖南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而在农村人口中，贫困人口还占有相当的比例，其中有一部分是自身能力较弱的弱势群体，由于农村人口与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农村经济条件难以在一段时间里得到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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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院院长助理、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香港蒋氏工业慈善基金资助英国Warwcik大学《高级战略制造业管理》学者、湖南留学人员创业园副主任、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本文获得了王柯敏、赖明勇、陈晓红、史永铭、唐未兵、单汨源、邹翠荣和韦仕黔的鼓励和支持。
从1995～2005年，湖南城镇化率已经由24.3%提升到了37%。农村人口转移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省际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二是省际内部农村人口的城镇化。
据世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32%)要比名义的城镇化水平(30%)高出两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国人均GD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5、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分别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分别要低20.8、22个百分点。
2.农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比较。现在我们来看看广东省的情况。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已大大减少，专业事农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的27.5%，有的乡镇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达90%。随着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加快。其中，典型的珠江三角佛山地区，农业产值占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农民非农收入比例却大幅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从“洗脚上田”到“离土离乡”的市民化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
据统计,美国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3.6%,农业人口绝对数量不到1000万人,但是全美国的各类农业协会有3000余个,在美国所有的农场主都参加了协会,一句话,美国农业没有我们农村那样的“散户”。有些国家，最典型的美国,基本上没有村庄,都是单个的农场从事农业,因此计算美国农业人口的时候,只计算农场主家庭人口,不计算农场主雇佣的外来工人的人数,这么算下来,美国的农业人口只有2.4%。再来看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已少于其总人口的5%,加拿大为2.8%;法国为3.2%;英国为1.9%;德国为2.8%;日本为4.5%,我国新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7%。
单就农业的产出效率，美国1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40个非农业人口，而中国8个农业人口才能养活2个非农业人口。（40/1）÷（2/4）=40×4=160，这就是说，从农业养活人口的多少这一单项指标看，美国的农业比中国的农业将近“强”160倍。然而，美国的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产值的比例相当小，而我国这一比例相当大，将这一点折合进去，美国的农业还不止强国我国160倍。
3.在湖南“3+5”城市群只有6成“城里人”。按照计划，我国2010年城市化能达到47%，2020年达到55%；按照1995年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按国际惯例，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属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显然中国已步入了城市化的“高速路”。但湖南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以“划乡入区”,划县建市”的“行政化”实现的，农民的“本质改变”十分缓慢，现在我们来看看湖南3+5城市群的情况。
2007年,“3+5”城市群的城市人口1782万人（包含县）,占全省城镇人口的64.7%,城镇化率达到43.7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31个百分点。其中,长株潭三市城镇人口超过7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44%,高出全省平均水平近13个百分点,与2006年相比提高2.5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7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城市群的建设,使这些城市成为吸引人口的主要聚居地。
长沙市的城镇化率超过了60%,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衡阳市和郴州市的城镇化率均超过了40%。城镇化率最高的长沙市比最低的邵阳市高出一倍多,城镇化发展在14个市州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不过这些统计数字是把较低的县城纳入进来的结果，实际上离现代城市仍有相当差距，许多设计、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基本上“推倒从来”的问题很多。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中国城市化滞后所产生的严重问题。
三、城市化的滞后现状导致“三农”问题出现
中国的城市化滞后的负面效应非常突出，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因此出现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严重的“三农”问题。我国一些地区的农民长期摆脱不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状况，因此，我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农民收入陷入增长困难。
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值。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水平以每年 0.65 个百分点快速发展，但由于此前没受到重视，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处于“低潮”，每年只增加 0.1 ～ 0.2 个百分点，几乎停滞。因此，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世界平均水平已达到 45 ％，发达国家为 70 ％～ 80 ％，发展中国家也有 55 ％～ 60 ％左右，低收入国家平均 28 ％。以此看，我国城市化水平跟低收入国家相近，与世界平均值相差 10 多个百分点。
1.城镇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增长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城市居民消费水平；
2.城镇化滞后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比重不断下降的农业上，导致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农民与非农民的收入差距继续迅速扩大；
3.城市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脱节，农业发展过分偏重于产中，对于产前，特别是对“产后服务”和工业化加工环节重视不足，甚至没有基本的认识；
4.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调整滞后。农产品产业化加工是调整农业结构、推进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方向和关键点。但是，现行的一些政策，往往不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值税负太重，是一个突出问题。目前，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征收增值税时，销项税的税率深加工按17％、初加工按13％计算，进项税抵扣统一按税率10％。如此一来，如果深加工、初加工企业从农民那里购进农产品作原料，即使不加工而直接用于销售，仍然需要按原料收购额分别交纳7％或3％的税。在许多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不仅税率低于一般加工业，其销项税与进项税的税率差也比较小。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增值税抵扣后，一般加工企业的实际税率为4～5％，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实际税率则高达6～7％。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装备技术水平，低于冶金、化工、工程机械行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负担相对较重，是导致湖南农业大省但无法实现强省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5.城镇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我国农民一直存在从农业部门向比较利益较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强烈冲动，然而由于城乡隔绝体制的限制，基本上是离土不离乡，实行所谓的就地转移，半径太小。显然由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村工业被迫就地发展，形成了十分分散、遍地污染的格局，工业化所需要的“聚集效应”几乎无法体现；
6.城镇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由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村工业被迫就地发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应”十分低下，我们知道城市只有达到相当的规模，才能产生集聚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功能。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的乡镇工业长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层次上，加之湖南乡镇企业未能及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7.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中国有800万乡村教师，承担着6600万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一方面城市化导致农村教师数量减少的速度快于受过教育农民进程的速度。另一方面导致大多数农村学生陷入“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苦读之后只能回乡务农。因为缺乏生活技能，进城打工没门，搞二三产业无路，只好在家里闲着。毕业后的农村青年不能很快融入当地的经济活动，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和盲目流动；
8. 农民教育支出与收入水平的不对称。据调查，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学杂费支出194.56元，是农民生活消费中除食品、住房消费之外的第一大支出。具体到有学生的家庭，一个初中学生一年的学杂费是1200元，高中生的费用（包括学杂费和寄宿生活费）是4000～6000元，这与绝大多数农民的年收入水平是不相称的。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838元，而湘西保靖、怀化芷江的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只有2240元。农民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家庭能勉强负担一个高中生，如果有两个高中的学生，或有个大学生，多数家庭将为此负上沉重的债务。在我们随机调查9个村25个在读大学生家庭中，因学生读书而家庭生活困难的有20户，因此成为贫困户的有10户。读书在贫困地区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之一，也是农民除疾病之外最大致贫因素。农村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学生占辍学比例的50%左右，尤其是以小学辍学为多。
2004年学杂费开支4335元，占该户纯收入的43.5%；该村村民彭华2004年学杂费开支439元，占该户纯收入的13%；罗旧镇曹家坪村村民唐成军2004年学杂费开支1242元，占该户纯收入的17.5％；土桥乡肖家田村村民张茂贞2004年学杂费开支1396元，占该户纯收入的21％。由于学杂费负担过重，有的农民负担不了过重的学杂费开支，不得不让自己的小孩辍学。
归纳起来，据芷江县冷水溪乡中心小学校老师说：该校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到初中毕业，3年内将近有30%左右的学生辍学，平均每年有10%的学生辍学；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义务教育投入的缺额越来越大，全省缺口已达10亿元多，并且目前尚无有效的办法来弥补这一缺口。全省农村中小学教育负债达25.3亿元，占全省教育负债的79.7%。如国家级贫困县保靖县，财政还处于保工资阶段，没有能力对教育公用经费给予保证。
9.城镇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我们推进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注意的问题：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认为：守住18亿亩耕地的力量要远远弱于想突破红线的力量，两种力量是不均衡的。因为占用耕地的利益太大了；
但要防止随意改变农村的土地产权关系。现在有“三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把整个农村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区了，个别地方把整个农村的集体土地全部转为国有土地。第二个倾向是很多村委会改为居委会，集体土地也随势改为国有土地。第三个倾向是随意改变产权关系，也是现在很流行的叫“拿土地换身份”、“拿土地换社保”；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导致大量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有的甚至形成“空心村”，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和资本引导，使这部分农民转变到农业产业化的服务领域来。
我们应该看到农村住宅占地面积普遍较大，村庄整理的潜力相当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称，通过把农民适当的集中居住，江苏省可以节约出400万亩土地，上海郊区可节约45万亩土地；
10.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支持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总量不足。近年来，农村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失，导致农业产业化的资金缺口较大。全国农村仅通过财政系统净流出的资金就高达1000多亿元。从邮政储蓄和金融系统来看，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四大国有银行都在大量收缩面向农村的金融业务。在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包括农业主产区，国有银行设在县以下的机构网点，都在加快撤并或上收进城。设在县及县以下的现有机构网点，大多也只有吸收存款权，没有贷款权，导致大量的农村资金流失；二是邮政储蓄只存不贷，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要通道。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业务超常规迅速发展，到2001年8月，全国邮政储蓄余额累计已达5300多亿元，其中有64％来自县及县以下。邮政储蓄存款的大量增加，意味着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失；
　11.县乡负债严重，对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支持难有根本改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严重的乡村负债，成为妨碍政府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障碍。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全国乡村两级的负债总额已达4000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每个村级约负债20万元。大量调查显示，乡镇负债的实际规模，可能还远远高于我们上述的数据，例如湘西自治州的“非法集资案”将长期导致涉农资金投入不足，必将影响该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其中生猪有30%需要外省调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一些地区的农民还摆脱不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状况，我国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和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双双压在城市化的进程道路上。但令人忧虑的是，我国农产品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是某些农产品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大量农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市场与生产的自我调节余地相当艰难，不是造成“剩余”假象，就是实际短缺危及市场供给。
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是现代农业的致命伤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占国内制造业的1/8和服务业的1/4，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创造的价值大约为536美元/人，而美国一个农业工人每年创造的价值为68540美元/人，相当于中国的128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30～40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别是日本、美国、法国的1.6倍、3.6倍和6倍。2006年末，我国农业贷款余额为1.32万亿元，仅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86%。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1980年代初的30%以上降到2006年的11.8%，而把2.1亿农民工计算在内的城市化率只有43.9%，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56.1%，农业现代化进程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滞后直接反映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的各项指标上。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市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D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根据学者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
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协调的城市化。有两种不协调的城市化，一种是过度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如贫民窟、高犯罪率及城市环境越来越恶化等，这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另一种是低度城市化，会导致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及一系列“农村病”，也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观念，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是我们过分强调了“城市病”问题，甚至产生了恐惧症。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1.摊补入户意义不大。首先，改革开放3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改革都没有赋予农民对自身以及对农业、农村各项资源的完全产权，其集中体现是城乡二元体制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领域，使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农业市场化进程受到极大的制约。当然农民不能取得完全的产权，这是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我们不在本文讨论。
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45%，大豆占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据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测算，农业出口中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以为其他经济部门再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以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荷兰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4亩，属于世界上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列。但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位，荷兰农业劳动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不到世界的0.07%，但其出口的农产品却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9%。目前，欧盟向各成员国每年提供农业补贴大约为440亿欧元，占到了全部财政总预算支出的40％以上。日本财政补贴农民的比例大约是农业产值本身的2倍，瑞士则高达4倍。因此提高农业现代化组织效率和工业化加工能力和市场率是关键，单纯补贴种粮户意义不大。
2.如何认识现代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现在，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认为农业发展模式应该沿着“产品农业（集约化的专业分工）——商品农业（农贸市场的交易）——效益农业（工业化加工）——国际化（市场的补充和竞争）”的方向发展，这种农业模式就是以消费终端为效率点的产业化模式，种植和养殖只是农业的最初级层面，不表明产业化农业。当前，因此，加紧整合农业资源，推进农业产业化模式改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全省大型农业生产基地与企业的资本、加工技术和销售并没有形成推进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我们以往的农业政策过于强调生产环节，实际上农牧水产养殖、优质水稻、特色水果、优质蔬菜、花木园艺、生态旅游都需要以基地和资本为基础，由农业生产基地连结着公司和农户，形成一个有效的消费市场。简单的 “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经营形式，无法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3.对农业资源进行合理再分工，加快农业一体化进程。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且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为，“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面临着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市场空间小、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等方面的矛盾，突破这些因素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制约，改变半自己自足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无疑是最根本途径。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工业化与资本投入）相互交织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人类与自然界在一定地域空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而具有特定的地域资源约束性。
农业区域分工到农业生产专业化，构成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国际市场上许多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农产品都来自大规模的专业化农业产业区，如美国的玉米和棉花、荷兰的花卉等。可以说，全球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形成规模化、特色化与专业化的产业区。目前，我国农业正在由综合经营向专业化生产转变，但从整体水平看，我国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生产区域格局基本建立，但农产品生产区域分散和相对集中并存；主要农产品地区专业化初步形成，但生产单位专业化程度低；农业区域专业化生产发展不平衡且程度不高。因此，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尤其是通过农业区域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道路。
农业资源地域分工原则。应从比较利益角度出发，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资源禀赋条件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区。比如，通过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湖南省近年来优质专用粮食种植面积已占到粮食播种面积的60％，畜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蔬菜种植面积增长３４．６％，我省农产品向优势产业区和产业带集中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但优质、高效和质量控制，以及市场化率尚存问题，没有体现现代农业与城市化相互有机结合的良好推动关系。那么，湖南省该如何构建呢？
（1）优质高效农业。以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是重点，实施大城市的带动战略，即以现代城市消费为基点。我们可以想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农产品买方市场出现导致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实现新突破成为关键；
首先应该在湖南3+5城市群中规划以大型农产品生产区、高标准的农贸市场、特大型现代超市和质量安全检测网络，为骨干组织的农产品交易体系，以确保消费者真正享受高效安庆的农副产品。我们的建议应该成为全省各地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加速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决策；
（2）大农业战略。要以湖南省优势农业为突破点，积极利用十七大三中全会“土地流转”的政策机遇，积极实施基地化的大农业战略。
土地承包的农业发展的“自给”型必须向产业化大农业型转变，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已摆脱了小商小贩、田头收购、小经纪人连接市场的落后方式。要改变这种传统方式，就必须推进基地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
（3）克服当前以农户分散经营为特征农业结构。我国农业开发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农业科技人才奇缺、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与应用困难，农业务农积极性不高。因此“土地流转”是农业发展引入规模化、集约化、资本化和企业化的最好机遇；
可以说民营资本、外资经营，特别是台资是现代农业资本化的主力，民资、外资和台资采用租地，合作形式，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大面积租赁农村土地，进行土地的规模化开发、农业的集约化生产，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必将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要解除农民的“失地”之忧，就必须自觉地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分流到现代农业的城市化服务领域来，自由地从事农业产业化领域的服务职业，以此来增加“非农收入”，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
但是，湖南农业发展要利用大陆和台湾的“三通”机遇，利用郴州和厦门高速公路开通的契机，利用各类人缘地缘优势，不惜时机地加大农业领域的招商引资力度，政府应该及时出台鼓励各类资本投资农业开发的政策，鼓励外商和港澳台资金从事开发性农业、休闲农业、生态旅游和农业服务领域的经营，拓展了农业的效率、服务和现代空间，促进农业现代化。
（4）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湖南以山地、丘陵和洞庭湖地区特有的比较复杂的土地特征，是一个强烈依赖水利工程和其他基础设施的省份。显然农业效率不高，与我省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效率密切相关。
水利建设作为基础产业，投入大，等级高，政府投入少。因此不利用“土地流转”的机遇，没有民间资本、外资资本和港澳台“资金下乡”是无法推进现代农业的。
结论
以上我们从城市化和农业产业状况看出，我国的所谓“三农”问题远比我们一般概念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复杂，如果我们不及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农村现代化基本上陷入“就三农谈三农”的怪圈，上述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特别是湖南涉农问题相当严重，没有完整的政策、加大综合投入和观念改变基本上无法超越GDP速度实现现代农业和加快高素质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仅是指户籍改变）。而城乡统筹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农业主要以服务工业化和城市社会发展所需要农产品拉动，即为为劳动力提供生命必需的食物和精神享受，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现代朝城市化、服务业（例如农贸市场、超市和国际化）和工业化加工方向发展，并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力。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的农业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在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8亿农民和2.5亿个小农户分散居住在38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括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因此，当前摆在我国的两大实践难题是，如何实现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如何培育农业资本的生成机制。归结起来就是“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为了证实本文的观点，我们从当代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来看，现代农业问题是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规模化、专业化、工厂化、知识化（指质量、安监控制、国际营销和交易和超市专业管理）和社会化（消费者维权和品牌识别）交织在一起，“三农”的结论性问题是要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市场竞争力和知识教育率。本文重点探讨农业发展中几个带有经济规律性的问题，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土地、劳动（发生了知识化的改变）和资本组成了农业的三大基本要素，尽管我们认识到土地的经营管理在现代农业中的价值是无法取代的最基本要素。可是，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却没有高效地利用土地的自然力来增加农业产品的价值，没有跟其它城市产业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文明社会的生活。传统农业长期占据主要的地位，小农观念和落后的耕作手段仍然大范围存在。锄头、铁锹和小型机械一直是中国农业主要的生产工具，农村“土地流转”仅仅刚刚提上政策议程上，还没有显现出效率和创新优势，因此我们得出：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状态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的最根本原因这样的结论。（200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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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⑴陈先勇，“以区域专业化水平提升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http://theory.people.com.cn，人民网；
⑵张新光，“农业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来源：农民日报，http://www.agri.gov.cn，中国农业信息网；
⑶罗善兴，“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的发展现状和对策”， 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中国政府创新网；

本文作者王义高系：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院院长助理、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香港蒋氏工业慈善基金资助、英国Warwcik大学《高级战略制造业管理》学者、湖南留学人员创业园副主任、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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