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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四九年前纪实 凡是熟悉益阳的人，都知道益阳人民常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十五里的麻石街”。但这是一个口误! 笔者经过多年在益阳城区内拜访许多年事已高的亲历者、知情人回忆、述说，以及对益阳城区麻石街有关资料日积月累的收集，且实地考证；实际上益阳城区的麻石街只有十里左右,在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的英文缩写）定位器中测算到：从东门口老城墙起至将军庙上首的人和码头巷子止大约为五千米，这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后益阳城区内典型的标志性建筑。 为使读者能理解本文的后续，这里提示一下：老益阳人对城区内街道两旁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称，那就是城区主街道南边的称为“河岸边”，街道北边的称为“老岸边”（注：在地理位置上看主街道从娘娘庙过河码头起就拐了个近似九十度的弯，西为“河岸边”，东为“老岸边”）。 在民国时期益阳城区的确有十五里的长街。 笔者曾实地考证；城区主要街道在上游的延伸可至黄溪桥； 从“人和码头巷子”到现在的大水坪这段距离为“聚庆街”，从大水坪（现在人们常说的“横堤子”）到接城堤为“涌泉街”。“接城堤”就是现在五里堆地域的河边上（关于“接城堤”的来由将在《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以下简称《益阳历史笔记》]地理章节中有述）。聚庆街的河岸边全都是吊脚楼和小型商铺，老岸边有“鑫福康南货铺”、“刘公馆”、“田公馆”、“长明电灯公司”、“寳群大戏院”等。涌泉街也是一样，河岸边清一色的吊脚楼，其中一个有名的“沙头巷子”，这些个吊脚楼大约是在公元一九九九年后加修防洪大堤时被全部拆除了。老岸边一个有名的“栅栏巷子”，还有“五福宫中学”（关于“五福宫”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益阳城区文化教育及民俗文化章节中有详述）还有各种商铺，像“五福宫”上首又一个“南货铺”，“南货铺”的对面（河岸边）还有一个宽度为两个门面的“饮食店”，进深里面还是吊脚楼，笔者“文革”前跟随母亲在这里的南货铺、饮食店买过东西吃，沿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关王庙”，在“关王庙”的上首还有一个四九年后取名为“翻身巷”的巷子。在二○○二年笔者亲眼看到过“翻身巷”所在的老房子门楣上钉有这样的门牌（遗憾的是没有拍下来）。在“文革”前聚庆街和涌泉街还蛮热闹的。 在GPS定位器中测算到：从接城堤到黄溪桥约2.8km，但在民国时期这段距离河岸边及老岸边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房子，因为在黄溪桥还有城里的商贾们在这里建有“福和”、“均益”两个铸锅厂，笔者在公元一九六八年曾亲眼看到过在黄溪桥的河边上有一栋八字大门的青砖老瓦房，规模较大，估计该是“福和”、“均益”两位老板其中一位的宅第（考证后再记述），大约在公元一九六九年加修河北大堤及七○年后的农田基本建设时拆除了。 城区主要街道在下游的延伸可至清水潭（三台塔下面）； 从东门外也有主街道的延伸，但这里所延伸的街道像城区的主要街道一样没有街道的名称。 在民国时期东门口老城墙脚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渠，出口处有一座约两米宽的“水北桥”。在东门外的老岸边仅有一条至今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叫不出称谓的巷子，沿下来是许家宗堂、药皇庙、葛公庙(即现在的益阳市东门口小学)等，而河岸边则由横巷子、谢家巷子、钟成茂巷子、陈金生（东门口有名的铸厂，生产犁头、犁壁、炉焦、鼎锅）巷子、杨七巷子（即现在人民织布厂家属区域）。就在民国三十年到“光复”时的这几年里、这个杨七巷子的河边上设有一个“益阳驿运站”，他的职责相当于现今的“行包房”，同时还向过境的来往船只进行登记抽取厘金，当时就引起了过往船民很大的意见，加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秩序较乱，国军九十九军曾派一个排的兵力受“驿运站”调遣维持秩序（关于这些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事略中有述）。沿下就是当时益阳城区为数不多的工厂之一“资阳工厂”，即现今益阳市人民织布厂原址，（关于“资阳工厂”将在益阳城区民国工商章节中详述），“资阳工厂”的下首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橘园”，占地面积约三百亩（即现在的益阳市稀土材料厂一片），这个“橘园”的土地在民国初年是“公产”，归民国时期益阳县教育科（民国十六年后改称教育局）。在民国初年这里是一个“桑园”，后改成了“橘园”，每年所获利润为益阳县教育经费的补充（这些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益阳城区文化教育及民俗文化章节中有述）。沿下来河边上也就是些零零落落的房子，居住者多为新、安二化驾放木排的移民，即在四九年后，清水塘下面都还有原益阳地区贮木场的“工人之家”近百户的村落，笔者在六、七十年代还亲眼看到过这里的情景，直到二○○○年为防汛安全将这些居民移居到防汛大堤之内。 在民国时期，是有这些主街道的延伸，易产生后来人们的口误。据老益阳人回忆，在街道没扩展前，麻石、青石交错使用，街道两旁没有排水的下水道，全都是阳沟，即便街道的某一地段有阴沟，也是不很规范。虽然，现今我们看不到麻石街的痕迹，但称以“十里麻石街”史料作证还是基本可靠。 公元一九四九年前对城区内街道划分的称呼，老益阳人至今都还延续有这样的称谓：从东门口到贺家桥称“一堡”，从贺家桥到临兴馆 (一说是至三益街，但从民国三十一年前的行政划分以临兴馆为止的正确性大些。)称“二堡”，从临兴馆到涌泉街称“三堡”。一般上了年纪的老益阳人直到现在还都这么个称谓。虽然现在的“十里的麻石街”荡然无存，但据益阳城区老人们的回忆；这条麻石街她始建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公元一九四二年），街道扩建历时一年左右，也正处于抗日战争期间。现在的人们还可以在从西门口到东门口，也可以从向家码头到将军庙看到这部分街道宽窄的原貌。 扩建前的城区街道并没有这么宽，大约只有三米宽左右（约扩建后五分之三的宽度），这样窄的街道从明代嘉靖年间起，在清代中期城内虽有几次改造，但益阳城区的街道的宽窄就还是这么延续着，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由扩建后造成某些原有建筑物的防火墙都不是那么的很对称。那种年月生活下的益阳人民，只能留下让现在的人们去采风、去追忆……。 在民国三十年初（公元一九四一年）时任益阳县长黄识方（兼任国军四十三师参谋长）由于前方战事紧张不得不卸任县长一职。接替益阳县长职务的是——王秉丞，他是个湘潭人，小学教员出身，中等身材，门牙有点外露，喜欢打篮球。据说；他的一个姐姐是当时湖南省参议院一位高官的姨太太。也许是这个缘故，王秉丞放弃了穷教书的职业，报考了湖南省的一个“县政人员训练班”，毕业后也就得到了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赏识，被分配到益阳就任县长。王秉丞的工作作风也许和他喜爱打篮球有关，干事雷厉风行，颇有气魄，走马上任的第一年就着手改造原老城区（即现在的东门口之西门口城内区域）的面貌。 经笔者亲历实地考证：老城区在资江的南岸，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450米，占地面积为约0.45平方公里。城池的东、南、西、北各有一道进出的城门，南门距离东门约550米，距离西门约450米，这样南门在东西长度中基本上处在中间的位置，不同的是在南门下约150米处还一道南门，老益阳人都称之为“小南门”，所以就有“大南门”、“小南门”之分。而北门却在南门（老岸边）上首100米处，南北走向的一条约400米长、两米多宽的“北门巷子”。 据清代不同时期《益阳县志》的史料记载：除小南门，每个城门都有自己的名称，自明代嘉靖年间至清代初期，称东门为“银城”、南门为“迎恩”、西门为“金城”、北门为“拱极”。 在康熙二十一年 (公元一六八二年)修缮和加固这座老城池时，又将东门易名“永安”，西门易名为“常泰”，南北门未与易名。并将每座城门上加筑了堞楼，每个堞楼都还有个称谓；永泰门（东门）堞楼为“酹湖”（酹、音：lèi，意为；将酒倒在地上,表示祭奠或立誓），迎恩门（南门）的堞楼为“见岳”，常泰门（西门）的堞楼为“倚江”， 拱极门（北门）的堞楼为“汉寿”。 清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对老城池又进行了加固，同时又将南门易名为“资江”，将西门易名为“兴贤”，东北二门的名称没有变更，其间在各堞楼中增设了盾牌、刀枪剑戟的兵器库，并且在西门至南门的沿江边用块石修砌了一道一百三十二丈长（约440米）的护城堤岸，这主要是防止资江河在汛期时洪水对古城墙护坡的冲刷。 清嘉庆五年((公元一八○○年)经民间商贾绅士的集资在护城堤岸上加设了栏杆，用以保护过往行人的安全。 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老城区内发生了一场特大的火灾，有的城门上的堞楼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焚毁，这个时候官衙对每个城门及堞楼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 在清光绪二年 (公元一八七○年)一个叫：“吴兆熊”的知县，别出心裁的在全县境内将每担（每一百市斤）谷物中抽取一文钱，用以大规模的对老城区整个城墙进行了一次翻新修缮。直至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残留的东南老城墙体砖上印有“光绪二年吴兆熊”等字样。 到了民国五、六年间(公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中华民国益阳县政府的“营产清理处”，好生奇怪地欲将古老的整个城垣作为一种“公产”进行拍卖，也许是新的政权建立不久没有钱用吧？！但这一政府的“举动”不光是遭到县城内全体人民群众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了全县境内广大商贾、绅士、民众的抵制和反对，此一滑稽的“举动” 就这样不了了之。 纵观老城区的变迁，王秉丞的“善举”我们无法揣测，但他对沿整个古城墙的周边修缮了一条约两米多宽的环城马路，路面虽不太宽绰，对居住在城池内的人们起居生活、休闲散步，商贾们贸易货运、对工商贸易都多少带来了一些方便。同时，也算对这古老的城区增添了一道风景吧。 翌年（即公元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这年正值益阳县行政机构管辖区域的变更，将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所划分的青龙洲至临兴馆为龙兴镇、临兴馆至麒麟甲（麒麟甲在现在的东门口）麟兴镇，将这两镇合并为“龙麟镇”（新成立的“龙麟镇”行政驻地原址是在原益阳市服装一厂的位置）。新任的镇长叫——张士群，他是个益阳人，家底殷实，据回忆当年（现资阳区）鹅洋池的三口池塘都是张氏的家产。也许王秉丞在去年对老城区的环城路建设中尝到了一点甜头，就借此行政区域划分的机会，与新上任的张镇长一道制定了对整个县城街道的扩张。或许是整个城区的面貌制约了益阳经济的发展，借此乘抗日的狼烟还没有完全波及到益阳这块稍微稳定的县城。可以想象扩建旧城区的街道这个工程在当时是有很大的难度，一是资金上的问题，抗日期间国民政府的财力都倾注在抗击日寇的用途上，黄县长不可能向上级政府申请到扩建街道的资金；二是当时街道两旁的门面商铺全部都是私人老板，要扩建街道无疑要触动这些个私人老板的财产利益。要解决这些实际困难，作为一个不是原乡人的黄县长自然要利用原著有名望的商贾、绅士来进行这场城区街道扩展的建设。 蔡润卿——益阳沧水铺鱼形山人（如今上了七十岁有点文化的老益阳人提起“蔡润卿”，基本上都能说出一二），读过两年私塾，家底平平。早年丧父，由于天资聪颖，大约公元一九二八年在三益街下首的河岸边（即“文革”前的“益阳市妇女儿童商店”或七八十年代的“英姿绸缎商店”的原址）开了一家“敦仁大纸铺”经营纸业、油纸伞等业务，由此发家。在三十年代与当时有名望的赵桂林、肖锡三等人合股组建了当时益阳声名卓著的“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专跑东线至长沙、湘潭，北线西湖（沅江、南县），西线桃江的客、货运输，蔡润卿任董事长。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成为了当时益阳的巨富之一,人缘关系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王秉丞眼中的蔡润卿担纲扩建城区街道这一个重任是恰当不过。同时在民国时期益阳县商会中也选派了向云龙、龙仲衡等名商士贾当任“街道扩建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益阳县惟一的一份报纸叫《益阳民报》（民国十九年创刊），也是国民党益阳县党部的机关报，在城区街道的扩建中，发动了一场以大力发展益阳城区的经济建设、支持前方抗日将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空前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县商会，以及各行业帮会也都行动起来了。 整个建设的规模是在旧街道的基础上向两边扩展一米，所有的门店牌楼基本上按照民国县政府所制定的统一规格，进行了拆除和重建，临街的所有门店一律用深灰色油漆颜料进行粉饰，市容为之一新，然而这笔费用就得由店铺商家自理。另外，街道扩建每一丈所需费用为稻谷十二担，如果按全程十里（5000km）约为1500丈，计算为稻谷一万八千担。在当时这么一笔庞大的开支基本上是由民间募集，由“街道扩建委员会”蔡润卿等人负责收取。 据公元一九四九年前夕民间资料统计，当时在城区内亟对河的李家洲、铁铺岭、三里桥等处约有近1400户的商业户。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富卓商户的老板们中对这些收取的费用自然是九牛一毛。 像在三堡的“长明电灯公司”、田公馆和刘公馆的田、刘老板，将军庙码头下首的“同福百货商号”的甘蕊生老板，“聚丰园面馆”的汤五爷老板，灯笼泡巷子上首的“陈寳元绸缎铺”陈老板，魏公庙上首的“余庆福南货店”的“福昌药号”的陈鸣九老板，新码头下首“九馨阁酒馆”的朱发光老板，魏公庙下首“熊同济药号”的熊老板，“美孚正太煤油公司”的陈政权，向家码头上首“迎宾面馆”的高玉和老板。 石码头地段的“仙鹤楼酒馆”的奚保生老板，“天昌南货商号”和“裕记钱庄”的丁镜堂老板，“吉昌钱庄”的曾海楼经理，石码头河边上“益阳民权轮驳股份有限公司”的蔡润卿、赵桂林等老板，石码头对面的“同亿楼金号”经理杨松荣，石码头下首“曙光照相馆”的胡学采老板，“曾永顺笔墨店”的曾镛丰老板，三益街上首“有成利”的彭会皆老板，“有成斋”的丁建仁老板，二堡“中美大药房”的张永年老板。 三益街下首的“介昌绸缎铺”的杨老板，“新都会酒馆”的潘子斌老板，“长沙公寓客栈”的汤桂和老板，“谢新泰钱庄”的谢老板，“孙云记纸行”的孙老板，大码头巷子下首（河岸边）“和丰米厂”王怀清老板，三益街后街“养性花园”的莫福生老板，鹅洋池（即现在的资阳区总工会原址）“秾积花园”的李龙海老板，白马庙河边上的“涤华楼酒馆”符老板，白马庙河岸边下首的“有成协”南货店的，“达人袜厂”董事长高伯融，“戴同友客栈”的戴老板，“张荣记客栈”的张老板，“樟树国药店”的熊永生老板，公码头巷子对面的“余益盐纱号”的盛荣森老板，临兴馆上首“怡怡场南货铺”的周云樵，临兴馆河边上的“益丰面粉厂”朱建仁老板，老岸边的“王裕和药店”黄老板，江神会馆巷子下首（现利晶宾馆正对面）“益阳小郁铺”（竹艺）曾明昌老板，七公庙下首“盛光保米粉馆”（加上盛佑林为两兄弟）的盛老板，药皇宫上首的“徐长盛木屐铺”的徐老板，药皇宫下首的“雷鸿盛小木铺”的雷老板。 紫霞巷（即现在的人民路）上首河岸边“颜昌记纸艺铺”的颜老板，老岸边“鸿茂衡玻璃店”的刘振汉老板，紫霞巷下首老岸边 “珍记福袜厂”（兼百货店）的张矩正老板，珍记福下约八个门面的“潘家大屋”的潘贵和老板，东洋楼巷子（即现在汽车路办事处巷子）对面 “隆盛园酒馆”（即在今大庆剧院位置）陈四喜老板，万寿宫河边上“黄洲河锯木场”（民国时期的益阳人对锯木加工称为：架子场）的崔岳亭、郭星田老板，贺家桥上首老岸边“高源茂皮蛋铺”的高枚章老板，西门口“” 西门口地段“夏鸿泰纸伞号”的夏老板，“张岳保客栈”的张老板，“桂华客栈”的周桂华老板。（关于以上城区内工商界代表人物，将在工商名贾章节中有详述）南门口河岸边下首第一家“同泰顺南货铺”的彭老板，南门口“老石祥兴纸伞号”的石老板，“蔡义大纸伞号”的蔡老板，“曹裕记酒馆”的曹老板，东门口“利人洪南货商号”的徐文佑老板，“郭泰顺绸缎铺”及“资阳工厂”（织布业、原址在东门外即现在的人民织布厂）的郭德钦老板，“李生泰酒面馆”的李老板，同时还囊括资江南岸大渡口“新泰客栈兼面馆”的老板（姓名有待考证）,铁铺岭“阜南锅厂”的老板，“太和锅厂”的蔡芷泉老板。 三里桥“周正泰伞号”的周老板，“鸿顺裕油行”的曾天喜老板，“洪兴裕油行”的傅启祥老板，“同德顺油商”、“同福祥油商”的两位老板（姓名有待考证）等。 当然还有很多的老板们是通情达理，主动地将自己的商铺向后拆除，及向民国政府捐款、捐物。比如；以铁业加工的邵阳帮会，以帆船运输为主体的新、安二化帮会，以小木（泛指家具制作）大木（泛指房屋建筑）加工业的江西帮会，以丝绸经商业为主的苏州帮会，以锯木加工商行的益阳本地帮会（俗称本帮）等等其它的帮会都组织了本行业的龙头业主捐钱、捐物、捐劳力，积极支持这场城区街道的扩建。 据考证，整条街道的麻石铺垫的全长是从东门口起，到现在的大水坪（即新石堤）截止，就是原有“十里麻石街”。 一说是：麻石街东门口到“人和码头巷子”（即现在的将军庙老岸边上首的第一个巷子）为止。笔者在文革前曾亲眼看到；从人和码头巷子至新石堤这一段“聚庆街”，沿河边上还整齐的建有吊脚楼，而四九年后经过三次新建的防洪大堤确将这些个吊脚楼又隔离在外，另根据现有亲历者的回忆录说：麻石街到水府庙（即现在的将军庙）止。可以推断“十里麻石街”应从东门口至人和码头巷子截止，这一说法比较有据。 顺便提一下：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民国时期整个益阳城区资江北岸没有修筑防洪大堤，大水坪这个地段一旦到了汛期最容易遭受洪水的冲击，成为泽国“大水坪”，大约在公元一九五○年的冬季到翌年春上止，沿江北岸全部修筑了防洪大堤（这次筑堤基本上奠定了现有防洪大堤的基础），唯独只有“大水坪小学（现在叫益阳市实验小学）”沿江岸堤段的防洪大堤两面护坡用麻石铺切成坚固的防洪大堤（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来就叫着“新石堤”。 扩建街道所铺垫的麻石主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桃江的麻石、二是长沙的丁字湾。丁字湾的麻石是很有名的，可惜的是由于公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长沙“文夕大火”后，日本鬼子久攻不克长沙，只能对长沙的周边进行骚扰，而从丁字湾运输麻石无疑受到了日本鬼子的阻止，这样断断续续从丁字湾运输了一些，铺垫街道的麻石主要还是多用于桃江的麻石。 文字沒有作修改，只是加了一首鄧麗君的歌曲。 [sound]http://218.30.20.121:5699/denglj/dljab/b04.wma[/sound] |
[ 这个贴子最后由原鄉山人在2007-2-12 15:07:33编辑过 ] 
 开凿麻石、雕凿成型的麻石，工具主要是优质的钢钎、钢凿，制作优质的钢钎、钢凿，自然就靠邵阳帮会了。 因为在益阳的邵阳人大部分是从事铁匠行业，在益的邵阳帮会中有个行会叫：“炉头会”。当时邵阳（以下皆称寳庆）帮会中的一个领袖级人物——尹岳生，是寳庆邵东人，出自一个书香门第，满腹经纶，在二十年代初就来益经商，为人谦和义道，经常扶助从寳庆来益的同乡，所以在邵阳帮中比较有威望。此公当即就召集“炉头会”的同乡们，深明大义，以支持发展城市经济建设、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己任，热情很高的制作出大批的优质钢钎、钢凿，参加制作工作的寳庆人铁匠有尹姓、李姓、申姓、鲁姓等。特别是笔者亲眼所见的街道两旁排入下水道的麻石漏器，就很体现了石匠们较高的艺术性，那就是在一块八寸见方（约26、7厘米）、厚度约六寸（20厘米）的麻石中间画一个约六寸的圆，将圆分成四个等分，就有了四个扇形，把这四个扇形凿成上底大、下底小形的一个锥形漏斗，用以阻止街道杂物随水流入下水道。再又麻石从山上开采后是不同的形状，有时同样的一块麻石上有不同的硬度。所以对钢钎、钢凿的原材料和热处理有很严格的有求，不然的话钢钎、钢凿在使用方面就会存在不耐用的问题，加之钢凿头有尖形、有半圆形、有扁形、有方形，光形状也有好十几种。尹岳生就选派比较优秀的铁匠对钢材质量和锻造钢钎、钢凿的形状进行了规范的管理，因为过去的铁匠都是私人作坊，分布也不均匀，从一堡到三堡都有，优秀的铁匠们将各私人作坊的半成品收集，统一进行最后一道技术含量较高的工序——热处理（就是人们常说的“淬火”），这样有条不紊的保障加工麻石所需的工具。 运输麻石主要是帆船运输，这项工作就受到了新、安二化帮会的鼎力相助，这里介绍一位在当时益阳城内具有影响力的新化人士。 向云龙——新化琅塘人，民国初期随父母来益，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在校期间曾是中共预备党员，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关押了一年之久，民国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毕业。回益之后经商，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曾任“珍记福袜厂”的经理，并当任“益阳县五福小学”的校长兼“益阳县龙洲师范”（现益阳市第二中学）农业课的教师。公元一九三七年当任益阳县商会常务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五月五日由向云龙和谢锟创办了“益阳县私立五福中学”（即原五中、现六中高中部）并任校长。在当时的民国益阳县城内新化帮中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物。所以在他的感召之下，在益的新、安二化航运业中为城区街道扩建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向云龙的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工商名贾的章节中有详述）。 像住在堤碓码头（这个码头在现在的人民路下首河岸边，也是属新化人的码头）两位帆船运输大户，一个陈姓、另一个卢姓（人称卢老二），这两位是当地有名的开明绅士，新化县琅塘镇人。他们组织手下一百多号人进行装卸麻石的工作。还有“珍记福”（“珍记福” 主要是制作棉纱袜子，解放后“珍记福” 旧址为“珍记福”百货商店，“文革”中改称“益阳市人民路百货商店”）的老板张正矩也是新化琅塘人，和住在“五福宫”（即现在的十六中高中部）下首的戴姓新化人（据说是做木材生意的，原址房屋现还尚存），除了这两位开明绅士捐钱捐物，新化很多在益阳的老板都积极的支持了这项工作。安化帮会（在“石码头”河岸边的下首）的也不甘示弱，组织了在益阳的安化人有钱的出钱、有物力的出物力参与运输麻石的工作。 当时在益阳以经营油盐业、国药业、南货业、金银业、小木业、皮坊业、帽业等绝大部分都是江西人所为，整个城区内林林总总的商铺约有六百家左右，在民国时期益阳工商界中，江西人所占有的资金约百分之六十之多。如经营金银首饰的大户“同亿楼”就有杨升荣，国药业的大户“樟树国药店”就有丁正源、“福昌药号”就有陈鸣九。南货业的大户“怡怡场南货铺”的周云樵，“王裕和药店”的黄老板。木器业的大户“雷鸿盛小木铺”的雷老板。雕花板的大户“怡生和”的李凤池老板。还有油盐业的大户“鸿顺裕油行”曾天喜、曾怡顺，皮坊业的大户有徐发祥等等。 像闻名益阳城区的“九宫十八庙”，在益的江西人就占有“两宫”，一“药皇宫”、二“万寿宫”，还有一个“豫章学校”（建国后改为益阳市四中，八十年代建益阳大厦原有建筑全部拆除），“豫章学校”和“万寿宫”的建筑群规模很大，与之相隔的操坪里有几棵上百年的参天银杏大树，（即使益阳大厦建成后，时至今日我们都还能看到在“大富豪酒店”旁边还有两棵断枝的大银杏树，笔者清晰地记得这正是“万寿宫”正门前两旁的银杏树。）江西会馆建在“豫章中学”上首百米处（大约现在资阳区步行街“大庆舞厅”的下首位置），江西会馆门面不大，进深也不长。但在当时像江西帮会能在益阳建“两宫一校”的帮会绝无仅有。所以，这也体现了江西帮会的财力雄厚，自然也体现在这次的扩建街道中在益的江西人从财力物力上做出了很大程度的贡献。 在扩建街道不光是铺设麻石，两旁的下水道同样要建造，这个工程所需的跳板几乎全都是木跳板，这些所需的木板材料几乎都是由益阳人（俗称为“本帮”）开设的锯木场（当时益阳人称锯木场为“架子厂<场>”）所提供。 民国时期益阳木业商行有三个帮会，分别为洪帮、歧帮、清帮（在地域上也称之为“埠”），他们所管辖地段是：洪埠的范围从洪船埠、李家洲、将军庙至学门口为止；歧埠的范围从将军庙以上至青龙洲、谢家河（即现在的黄溪桥）为止；清埠的范围从学门口以下至清水潭为止。在这三帮中地域分布的情况看，歧帮埠基本上是在城区的中心位置，她的经济力量较三帮中之首，其中又以崔文焕、崔德先、崔云洋、崔岳亭为龙头老大，他们不光在城区这一地段中开设“架子厂”，还在乡下有不等数量的田产。像崔岳亭在光复后至四九年这段时间内还很“牛”呢！约在五二年被人民政府判刑后在狱中了此残生。 洪帮、歧帮、清帮在平时的帮会戒律中井水不犯河水，但在益阳城区街道扩建的目标中都和互相配合，为这一城区标志性建筑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在这次扩建街道的过程中，唯一地对老岸边的万寿宫巷子和三益街巷子也进行了扩建。在扩建前这两条巷子和其它老岸边的巷子一样只有约两米来宽，扩建后约三四米来宽左右。（但与此相对应的河岸边巷子没有扩建改造。） “三益街”的命名是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由当时在益阳的江苏、福建、安徽三个帮会的商人合资组建饮食、娱乐一条街。“三益街”南北走向约两百来米，但在那年月这里却是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 “万寿宫”始建于民国初期，二十年代陆续建了豫章中学逐步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建筑群。现在资阳区文艺路我们都能看到“万寿宫”巷子扩建后所栽种的仅存的两棵老槐荫树（有关“三益街”、“万寿宫”的内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的益阳城区老岸边的变迁章节中将有详述）。 当然，在这个街道扩建工程中也有不太配合的临街商铺的私人老板，黄县长和张镇长进行了细致地说服工作。有些工作实在不行的，就由蔡润卿等出面，用“铁腕”解决这些问题！是的，蔡润卿在几十年的商海生涯，不免也得罪了一些人，积怨甚多，像前面所说的木行老板崔岳亭就对蔡润卿特别的反感，在县商会中总是不买蔡润卿的帐，所以，蔡润卿在公元一九五○年下半年，即“镇压反革命”运动前被人民政府所枪毙。但在八七年人民政府又戏剧性的为蔡润卿平了反（关于蔡润卿的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工商名贾的章节中有详述）。 除了民间对街道扩建的一点点阻力之外，当时的《益阳民报》对此也颇有微词，一位署名“为民喉舌”（此公名叫卢三，在民国时期益阳的新闻界较有影响力）的撰稿人写了一篇《论父母官》的文章，文中直言不讳的说：“借修街之名，行勒索之实。……目睹百数十户小商摊贩，无栖身之所，有断炊之虞，作为父母官者其心何忍!”作为县长的王秉丞看到此文甚是恼怒，但又无奈“民主宪政”的大环境。此时王县长随召卢三面对面地训斥了一顿也不了了之，但没多久卢三辞出了《益阳民报》编辑职务离开了益阳……。 也无怪乎国民党的机关报《益阳民报》有微词，确实王县长所挑选的“街道扩建委员”蔡润卿等人，将各大户中收集来修街道的钱存入“钱庄”折息，而且还虚报工程造价、扣克包工工资等私吞瓜分。到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一小部分的街道扩建工程未予竣工，却时常遭到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但这些个工程款项就最终就落进了蔡润卿等人的腰包囊中了。 整个工程进行得最不顺顺当当的，莫过于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侵扰。 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公元一九三九年至公元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与国军进行了有四次的长沙大会战，特别是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对益阳城区也进行了狂轰滥炸和大举侵犯。 这一年九月的一天申时，日本鬼子有五架轰炸机空袭了益阳城区，从马良堡巷子（即现在资阳区一桥下首）至临兴街（即现在资阳区人民电影院的上首），对这一地段进行了轰炸，顿时一片火海。所幸的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城区内安装了空袭报警系统（因为在这之前也曾遭到过日本鬼子的轰炸），加之也准备了一些灭火的工具，财产和人员的伤亡损失就相对减少了。像这一地段的豫章学校、福星宫、张飞庙（此庙四九年前后还办过一所“园龙学校”，后为福星街小学即现在的人民路小学）、潘贵和大屋、珍记福袜厂、雷鸿盛小木铺、徐长盛木屐铺、龙麟镇警察局（即四九年后的益阳市公安局、现在的“利晶宾馆”）、王裕和药铺等这些房子都是青砖瓦房，并设有防火墙，自然也就没有遭到烧毁。 这一年的冬季，日本鬼子的飞机再次的在三堡的人和巷至罗明畅巷投掷了大批的燃烧弹，从现今看这一带的房屋除了刘公馆青砖瓦房外（当然包括田公馆，笔者在五、六十年代亲眼目睹了田公馆确属青砖瓦房，只是在七十年代因益阳市线路金具厂（她的前身为益阳市鐡钉生产合作社）扩建改造，田公馆被拆除了），基本上全都是木结构的房子。 值得一提的一个真实事件是：当年，益阳人民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轰炸，很多的人逃到三益街的后面，就是现在的益阳市住宅公司及资阳区武装部、资阳区公安局的后面一片的地域，当时哪个地方是一片零落的树林和一些个零星的坟茔土丘，日本鬼子的飞机一来轰炸，城里好多的人都往这个地方躲。据回忆说：有一次轰炸一说是有汉奸向日本鬼子的飞机示意，结果在这片树林里就炸死了百十几人。打那以后，哪个地方就一直叫着：“白骨塔”，大约在五九年时，在临三益街西侧（即现在的资阳区乒乓球训练基地）建了一栋坐西朝东的工人新村，据说；居住在那里的人常常有“闹鬼”一说。“文革”中的六九年“白骨塔”曾作为“阶级教育”的基地，笔者当年曾亲历过此地。七十年代初这块地方开辟为益阳市农业社的“优质鱼种”基地，曾挖出过好多的白骨。后来就陆续的被益阳市住宅公司、轻工局的家属房子、资阳区人大、政协等单位征用，成了办公、住宿等一片稠密的居民区。 据笔者亲历整个城区内以前的旧建筑结构来看，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益阳比较严重的是学门口至临兴街地段，从解放后老城区的建筑物来看，就能证实这一地段土木结构的房子较多、青砖结构的房子零落有点不很集中。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初四），日本鬼子从汉寿、湘阴两地在飞机的轰炸的前到下分兵两路侵犯益阳，当时驻守益阳的国军七十三军（老益阳人称之为“大庸部队”），这支部队平时纪律很差，口碑不良。日本鬼子一来，七十三军就退守李昌港、黄泥湖一带，幸得国军一百军从桃江分两路向益阳进军，此时的日本鬼子也进行了垂死的抵抗，但在国军两个军的优势兵力猛攻下，日本鬼子也唯恐腹背受敌，一个多月后不得不从益阳城区退到湘阴的东兴垸（即现在的西林寺一带）。据老益阳人回忆；日本鬼子虽离开了益阳城区，但对城区还有所控制，而且对城区的周边地区不时地进行侵扰。有时候日本鬼子来益阳城区一般是坐洋船，也叫气轮船（蒸汽机船）来，在东门口一带上岸，每当汽笛鸣响，船还没有靠岸，益阳城区的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孩子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这年冬季整个城区内除后街菜地的一些零星的居民及河边上漂泊的极少数船民，总共约莫两三百人留了下来。笔者在城内西门口拜访到一些七八十岁老人们的回忆；当时西门口的“信性旅社”大门内横卧一具被日本鬼子枪杀的尸体，屋内被抢劫一空。当年有钱的大户人家将财产转移到桃江、安化一带，整个益阳县城几乎变成一座空城。 笔者走访到看见过日本鬼子的益阳老人们回忆；真正来益的日本鬼子并不全是日本人，有一部分是“蒙古人雇佣兵”，因为从这些个“日本鬼子”说话的口音就能听出来。 在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日（农历正月十九），日本鬼子再次从沅江方面分三路进攻益阳城区，当时驻守益阳城区的国军只有一个连（三个排）的兵力，分别守在五里堆、三益街、东门口。日本鬼子先从黄溪桥向五里堆的国军进攻，有一个班的十几名国军被日本鬼子包围，弹尽粮绝后全部被日本鬼子杀害在现在的窑湾附近，在三益街的国军，由于无法与日本鬼子匹敌，随后从石码头过河向桃江方向撤退。另一路的日本鬼子从清水塘向东门口的国军进攻，驻守在东门口的这一个排的官兵全部遇害。笔者在三堡（即现在的大水坪）拜访到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回忆；这次日本鬼子侵占益阳城区还从沅江带来一批汉奸，为首的姓甘，绰号叫“甘苦力”，没过半个月大概是“甘苦力”对“太清”（时称日本鬼子为“太清”）效劳不力，在接城堤（现资阳区六中高中部上首两百米处）被日本鬼子用麻袋捆装丢进沸腾的大锅里活活煮死（汉奸的可耻下场！郭德纲语：“活该，死——去！”），大约在六月日本鬼子利用一些汉奸成立了日伪益阳县政府，他的行政机构就设在龙山港（即现在的白马庙过河码头的南岸），这个日伪县长叫陈炳光辉，这年底陈炳辉被国民政府活捉枪毙了。 虽然益阳城区再一次的沦陷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但英勇的国军十八军十八师师长覃道善并没有放弃在城外对日本鬼子的抵抗，其中还包括县警察大队和各乡的民团大队（有关益阳城区周边的抗日情况将在《益阳历史笔记》中的益阳抗日章节中有述）。 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即公元一九四四年)起，民国益阳县政府就从城区内撤退，辗转于新市渡、大桥乡、南坝、安化的清塘等地，至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益阳城区正式宣告“光复”，九月六日日本鬼子将在益的所有部队集中在沙头（当时沙头的行政划分属沅江）接受投降。历经了十五个多月流浪的民国益阳县政府于九月七日正式迁回益阳县城内。 在历史上益阳的行政机构还有过一次迁徙，那就是在宋代时期沅江的“杨么农民起义”，后来“民族英雄”岳飞率兵来益阳、沅江等地对“杨么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残酷地镇压，也是一年多后当局的行政机构才得以迁回城区内。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后，益阳城内的商贾绅士陆续的从桃江、安化迁回了益阳城内，恢复了经商的环境，益阳的人民兴高采烈，众多豪门绅士出钱出物，舞龙灯、耍狮子，搭台唱戏、一切的娱乐活动粉墨登场，全城军民沉浸在欢庆抗日的胜利喜悦之中。龙麟镇政府的一位副镇长叫尹爱仁（是尹岳生的侄儿、邵东人，益阳和平解放前到香港去了）负责组织了这次活动，尹爱仁还带着一些个的枪兵沿街维持治安秩序，欢庆的活动连续进行了三天。 从此城区内的一些被日本鬼子轰炸烧毁的房屋逐步的得到建设和恢复，有钱的人忙于经商谋财，穷苦的人疲于工作生计，这一切的一切还是那么依然如故。 在九十年代时，笔者曾与一些个益阳的老文化人闲谈中听到过；在这条麻石街上曾发生了两个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插曲。后经笔者多年闲时拜访多位知情人和曾在民国时期政府内任职的人回忆、述说，这两个插曲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一是；“光复”后不久，民国三十四（公元一九四五年）的“双十国庆”前夕，民国益阳县政府为了复苏民众的爱国热情，要求龙麟镇内（由于行政划分对城区内一至三堡的统称为“龙麟镇”）所有临街门面的所有商铺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让民众延续沉浸在结束日本鬼子铁蹄下苦难生活的满心喜悦。当年的县长何吾珍指定由县民政科长余悌负责这次活动工作，可惜的是余悌借口以“规范国旗的制作”，在益阳县党部（学门口“文庙”的上首，即现在的学门口小学的上首）的附近一家裁缝店密商了一个协议；龙麟镇所有临街店铺要悬挂的国旗全部由该裁缝店制作，余悌从中提取回扣。 当时在贺家桥河岸边的附近（即“高源茂皮蛋商行”的对面）有一家叫朱永兴老裁缝店，父子、媳妇三人手艺都很精巧，在城区内小有名气，自然吸引不少的商家老板来这家裁缝店定制国旗。这下与余悌有密约的裁缝店知道了，告诉了余悌，余悌就来到朱永兴的裁缝店说：“店里所制作的国旗不符合标准，一律不得出售。”老实巴交的朱永兴自然不敢得罪官府大人，连忙停止了国旗的制作。可此事被当时益阳县三青团机关报《青年日报》（此报创刊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是一份四开四版日报）的撰稿人知道了，就在报上写了一篇短文披露了此事，全城舆论为之哗然。 到了“双十国庆节”这一天，益阳县党部、县政府就在学门口后面的体育场（即在八十年代初期时中共益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原址，即现在的益阳电容器厂所在地）举行了隆重的国庆大会，会上党部书记、益阳县行政专员、县长都讲了话，最后轮到了县参议会副议长、益阳县信义中学的校长陈开源讲话，陈副参议长善于辞令、大谈了抗日胜利后双十国庆的实际意义，同时也旁敲侧击的讲了国家兴衰的利害关系，特别讲了国家要兴旺就必须“临政亲民、深得人心”，江山要保住就必须要“弹劾贪官、整肃劣吏”，不能以代表百姓而凌驾人民！寥寥数语即刻赢得了大会的满堂喝彩和经久掌声。使得台上的官吏面面相觑、尴尬万分。 没过几天，这个益阳县民政科的科长余悌遭停职而关押在拘留所（即现在南门口的益阳市蚊香厂），但民国县政府在调查此事的过程中，余悌将责任赖得干干净净，最后取保护释，趁机离开了益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益阳的麻石街上所发生的第一个贪污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
第一场球赛双方打成一个平手，第二场的争夺已处白热化的状态，临近尾声“五英队”比“建军队”多出三分，此刻的“建军队”有点沉不住气了，一个前锋在运球中故意踫撞“五英队”的王介章老师（省立五师的体育老师），致使这个前锋的鼻子受伤流血，后在裁判的判断不是故意犯规，说服后准备继续比赛时，而在场外的团管区拉拉队的少校汪春荣跑到场内用煽动性的语言说：“兄弟们，我们的血在战场和球场都不能白流啦！……”在汪春荣的挑唆下团管区的官兵就一哄而起，冲到场内殴打“五英队”的队员，场外的学生看到自己的老师被打，也出手相助。 这时北门巷子城隍庙附近团管区驻地赶来更多的官兵参加打斗，无奈学生们徒手敌不过团管区的枪托、军皮带，学生和老师们边打边退，团管区的官兵追打学生满街跑。笔者曾拜访过一位当年在石码头经商的老板亲眼目睹说：“那年的这一天在同亿楼金铺的街上，一位学生被国军用刺刀刺倒在大街的血泊之中。”笔者后来查到有关民间资料中证实确有其事；国军的凶手叫“蔡青云”，学生叫“钟文明”是湖南资江商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可见这场打斗从学门口一直打到了二堡，导致受伤的老师和学生轻伤五十多人、重伤二十多人，成为几乎震惊全省的“双十节惨案”。 之后，由省立五师校长杨朴庵（有关杨朴庵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名人志的章节中有详述）发起，并联络省立五师、龙州师范、信义中学、五福宫中学、豫章中学、资江商职学校等成立了“益阳县学联后援会”，参加者除了各中学校长外，还有工会，商会及社会各界的群众团体。 翌日，益阳城区各学校全部罢课，工商界由旅栈业率先罢工，其后各同业会积极响应，全城区学校罢课、工厂罢工、商铺罢市，群情激昂、连成一片。 民国三十六年，这一年也是在益阳城区整个历史上（涵盖现今）报纸发行出版最多的一年，除了以前发行的《益阳民报》（政府机关报创刊于民国二十九年）、《青年日报》（三青团机关报创刊于民国三十三年）、《资江晚报》（县党部宣传科长刘芳等人创刊于民国三十五年）．《工余报》（县总工会机关报创刊于民国三十五年）等四家报纸外。相继创刊了向云龙创办的《商报》，詹普生创办的《民风报》，张裕沂创办的《翘楚报》、龙钰创办的《震旦报》，胡达材创办的《远东新闻报》，文欣森创办的《金钢钻报》，张健郎创办的《正义报》，“双十节惨案”后，这些报纸基本上都在头版头条上刊载了“双十节惨案”的真相，猛烈抨击了国军对学生实施的残暴行径。省会长沙的新闻也相继报道了益阳城发生了“双十节惨案”的消息，省会人民也为之震惊。 十二日，益阳县学联后援会派出学生代表赴长沙请愿，省会各媒体的新闻记者纷纷到学生驻地进行采访。 学生代表们在长沙受到了由民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省教育厅长黄凤喈、国民党元老丁文安（益阳人、同盟会会员，曾跟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时任中委）的接见，并在王东原公馆的举行了座谈会，首先学生代表对益阳团管区的残暴行径作了血泪的控诉，并义正词严地提出了：“要求严惩益阳团管区的打人凶手，精心医治受伤的老师和学生，益阳团管区必须向参加比赛的老师和学生及全体益阳人民赔礼道歉。”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省教育厅长黄凤喈、国民党元老丁文安等在会上听了汇报后先明确表态，省主席王东原说：“不管是谁打人，谁就得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是军人打了百姓、打了学生，就一定要受到军法的严惩！如果益阳团管区实属打死了人，我作为省军管区司令马上报请国防部，对凶手就地正法！”省教育厅长黄凤喈对学生们也进行了安抚工作，丁文安先生则以中委的身份对大家说：“王主席在湖南是非常有声望，有关这次益阳团管区的打人暴行，王主席一定会严肃处理，希望同学回益阳后，恢复上课，同时转告益阳的父老乡亲，以大局为重，维持好正常的社会秩序。”学生代表们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就于十三日回到了益阳，并向社会各界转达了省府对益阳团管区暴行的处理意见，赢得了益阳人民对上级政府的信赖。 十五日，省军管区参谋长蔡杞材（益阳天成垸人，有关蔡杞材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名人志的章节中有述）受重托来到益阳城慰问了受伤的老师和学生，指示医院对受伤者要精心医治，早体重返学校，并代表益阳团管区诚恳地向益阳的父老乡亲和受伤者表示了深深的歉意，赔偿了打斗对周边店铺所造成的财物损失。 二十日，由省军管区派出首席法官徐宗陵和湘北师管区首席法官鲍永禄来益，对益阳“双十节惨案”的凶手进行会审，据当时住在西门口民国益阳县法院附近的老人们回忆：那一天西门口一带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每个人都带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在庭审中邀请了益阳县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旁听，受重伤者像钟文明、何鉴清、蔡贡达、谢造时、龚水庆是用担架抬到法庭，用血和泪的事实对团管区的凶手进行了控诉和指证。而首犯汪春荣在法庭中进行了百般的狡辩和抵赖，其它的主犯借口受伤缺席受到了审判，最后，法庭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将首犯汪春荣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权三年结案。 二十五日，在行政方面民国南京中央政府国防部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对益阳县团管区司令胡继瑗记军事行政大过两次、并调离益阳至寳庆；对湘北师管区督征长官张云鹏调离益阳；对湘北师管区司令谢声溢（益阳人，有关谢声溢的内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名人志的章节中有详述）进行了军事行政警告处分。 到此，民国三十六年的“双十节惨案”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也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不可忽视的伟大力量。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己丑年），这是个牛年！在中国的历史纪年表上是一个里程碑。 八月三日（农历七月初九、辛未月乙丑日，在这一年里还有一个润七月，也就是说这年有两个“盂兰节” ），牛年羊月牛日在益阳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里将在益阳城区内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令人感慨、思忆交织的情结。 在老城区的西门口有一家底殷实的文化人，主人姓符、名俊清，在此开了一家图书店，取号为：益阳青年文化社（简称“益青社”），此人饱读诗书，深谙社会对什么书籍的需求，生意也展开的较为红火。符俊清胸心开阔，思想新潮，同时也以书会友，自然人缘也就广阔，在他的身边聚集了文俊鹏、田吉孚、刘岳申等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这年的二月份，符俊清的老朋友、长沙进步刊物《生活与时代》的总编辑、中共的地下党员文星朗来到“益青社”，从此益扬青年文化社就易名为“益青文化社”，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社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九十八名，这些个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帮助地下党搜集各种情报，为推动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动力。 “益青社”都是一些文化人，舞文弄墨自然是拿手好戏。三月份社员中周方写了一篇《轻描淡写卢介祺——是标准的官僚、是贪污的能手》，朱健行写了一篇《请看独眼龙卢介祺》均都刊载在长沙出版的《益友》杂志上，文中以详尽的事实，揭露了当时益阳县长卢介祺（湘阴人）执政期间贪污腐败的丑恶行径，使之在益阳城区家喻户晓，千夫所指。导致四月下旬全县许多的转业军官聚集在南门口持枪冲击县政府，逼卢下台。县长卢介祺看到这种严峻的局势，只好在四月二十七日清晨在南门口的河边上乘船偷偷地离开益阳，跑到长沙去了。 四月三十日，由民国省主席程潜指派颜健当任益阳县长，他是桃江石井头乡人，贫苦家庭出身，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生。来益阳之前曾任国民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并在长沙秘密的会见了中共地下湖南省工委负责人涂西畴等人，并表示愿意就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指派的秘密工作，为益阳的社会变革作出一些关键性的工作。颜健到益阳后就找到“益青社”的社长符俊清，并通过符俊清穿针引线，在鹅羊池旁边颜健的一位亲戚刘旦生（时任国军的一个团长，八十年代曾任市政协委员，他的住宅曾是两层楼的青砖瓦房，坐落在鹅羊池下首第三口塘边，即人民电影院后面，很有气派，在七十年代时为益阳市公安局的政保科，笔者曾到过这这栋住宅）家里秘密地会见中共益阳地下党的负责人文星朗，从此符俊清名义上是颜健的私人秘书，实际上成为方便穿梭于益阳国共两党之间的桥梁。 卢介祺的被逼走，新县长颜健被赤化的种种迹象，这一切自然也逃脱不了反共老手、民国时期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益阳行政专署专员、桃江人潘佑强的眼中（注：当年的益阳县行政专署所在地就是县政府的下首，现南门口原益阳县纸伞厂的下首）。全国战事紧张，中共军队已逾长江天险，誓死效忠党国的潘佑强不愿甘心这种残败的局势，加紧在桃江松木塘一带围剿中共地下游击队，大约在七月十日，潘佑强带领的围剿部队活捉了一名中共地下游击队的怕死鬼刘岳申，严刑峻法中刘岳申招供了“益青社”的部分内幕。潘佑强即刻指派专署秘书刘超凡，于七月十一日飞兵回到益阳城区的西门口包围了“益青社”，幸得当时在专署工作的内应、中共地下党员彭壮飞的密报，文星朗和符俊清等许多的人得以逃脱，但还是捕获了有中共的地下党员及益青社员田吉孚，贾忠光、曾清仪、刘俊和符俊清家属七人在内的二十几人。 得知这一消息后的颜健县长如坐针毡，星夜电告了省主席程潜和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涂西畴，中共湖南省工委通过益阳籍的省参议员——陈云章（有关陈云章的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名人志的章节中有述），向省主席程潜力荐时任湘东师管区的司令蔡杞材（之前蔡杞材也曾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秘密联系）前往益阳就任益阳县行政专署专员，并撤掉潘佑强的专员职务。 七月十八日，蔡杞材将军随即调派了一个国军突击大队（约一个营的兵力）前往益阳任职，反共老手潘佑强见大势已去，随即从桃江溜走了，再也没有回益阳了。 七月二十日，随蔡杞材的到来被捕的二十多人统统都释放了。对“益青社”事件，笔者拜会如今很多老益阳文化人都清楚地记得（有关“益青社”本末，将在本文《一九四九年后纪实》中续述）。 但随着政局临近变革，受各种不良宣传的影响，益阳城区内很多较大的商铺都转移资金，关门大吉，小型商户也面临破产，市面供给欠缺，人心惶惶，导致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四月三十日刚到的颜健县长也心急火燎，当即找到家住在益阳城区公码头巷子对面（资阳区新华书店的上首、即现在的“樟树国药店”的位置）他的堂妹夫盛荣森，（在城区开一个有名的“益余盐纱号”，笔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曾去过那栋有三个进深约一百米来长的大宅，有关盛荣森的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名人志的章节中有述），共商如何重振益阳商贸经济， 在民国时期，益阳县商会共有九届，第一届益阳县商会（当时的全称为：益阳商务分会）成立于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六月，第九届则成立于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七月，商会理事长向云龙，常务理事；曾海楼、龙仲衡、李海瑞、伍逸芗等。由于国共内战的趋紧，四九年开始，国军的一些野战军开赴益阳，对商界强派抢摊，战乱导致这些个老板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这届商会的频于瘫痪，像向云龙没有心思打理商会的事物，像曾海楼（原国家档案局长、中顾委委员曾山的哥哥，有关曾海楼的生平事迹将在《益阳历史笔记》民国时期益阳城区名人志的章节中有详述）因故去了香港。维持益阳城区的经济秩序，组建新的一劫商会就迫在眉睫了。 由于原益阳县商会会址（在现在资阳区的向家码头附近）被白崇禧的一○三军占据做了军用仓库，新的商会必须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地点（需要隐蔽），七月上旬，颜健就指派了几个信得过的商贾在盛荣森的家里开会，确定了第十届益阳县商会整理委员会（简称：益阳县商整会），主任：盛荣森(盐纱业)，副主任：温美哉(绸布业)，秘书：朱健农（面粉业），总干事：奚范彰，委员：李济湘(花粮业)、徐品珍(南货业)、彭麟贤(南货业)、易梦祥(瓷器业)等，办公的地点就租用了“益丰面粉厂”（原临兴馆河岸边上首第二个门面，这栋房子可一直通到河边，在“文革”前和中曾是益阳县药材公司，笔者在那年月曾进出过这栋房子。）靠近河边上的两闲房子作为办公地点。从此新的“商整会”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在维护益阳的经济秩序，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 临近八月三日，益阳城区及周边地区正反两方面的势力，都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作各种各样的准备。， 益阳县专员蔡杞材，调动他的突击大队全副武装昼夜在城区的各街道巡逻，并张贴布告；凡在城区的散兵游勇，或不是现役军人一律不得身穿军装，否则就地脱掉制服，凡在城区内乘火打劫者，就地正法。霎时间，城区内的治安立刻改观。 颜健县长也帮着张罗如何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委派通信联络组与常德、沅江方面时刻保持联系。指示县警察局、龙麟镇警察局协同蔡杞材专员的突击大队一并维护城区内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指示“商整会”调派物质保证城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供给，即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有充足的粮草支前。 “益青社”的社员们，日夜书写革命标语，并通过城区内的“益阳县文心印刷厂”（厂址在二堡的向家码头）印制各种革命传单、革命书册，在城区内到处张贴、到处散发，鼓舞益阳人民的革命士气。笔者走访很多老一辈的益阳人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国军白崇禧一○三军的军长王中桂在益阳也在忙着张罗，大约在七月二十八日，一○三军在城区强征了几条大型风蓬船，将军部库存的所有物质，连同县府的部分库存物质如食盐、棉纱、五金材料等，装载运往寳庆。此时的常德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先遣部队从黄土店、羊角塘、杨林直插安化东坪，在这一段水域截获了国军一○三军辎重运输船队，另还有一○三军随军的家属。后来这些物质运回益阳分派给各个商铺变卖，所得全部归人民政府所有。 八月三日上午，益阳县“商整会”召集委员们合同业公会开一个简短的会议，组织全城的上铺开门营业（在此前由于各商铺害怕国军催派军饷，所有的商铺几乎全部关了门），并要张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语，每个商铺抽派代表去参加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大约在中午，工商界的所有代表在向家码头商会（由于一○三军的撤走，商会恢复了原址办公）门前集合，高举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每个人手里还拿着彩色的小旗，敲锣打鼓的向东门口进发，大约在四点钟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一四六师四三六团，由崔团长带领先遣部队坐着汽轮船，从沅江途径甘溪港、陈波洲，在这里遇到了颜健县长委派前来迎接解放军的秘书符清俊、专署科长刘梦荷，并随同解放军抵达东门口。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岸后，顿时鼓炮齐鸣，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将解放军迎接到南门口的民国益阳县政府，颜健县长设晚宴为解放军洗尘，并同专员蔡杞材介绍了益阳的基本情况。 八月四日，一四六师的师长赵峰率大批部队在汽车路登陆，并由崔团长通知颜健和蔡杞材，召集突击大队、县警察局、龙麟镇警察所、县自卫大队的全体武装人员在汽车站（原址是现在的汽车路北大门和新新饭店结合处）的广场集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移交所有的武器装备。 八月六日，成立了由颜健为主任的“益阳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们有：陈泽敷、盛荣森、陈楚良、杨朴庵，龙投韬、陈开源、曹云溪、谭友谷、徐广德、符清俊，并由符清俊担任秘书和会务。 八月十三日，从山东南下的一百三十名武装工作队抵达益阳县城，从学门口登陆，沿途受到了龙麟镇的人民热烈欢迎。之前他们坐火车抵达武汉，为了防止路途发生意外，除了每个武工队员随身配备的手枪或驳壳枪，每人还分发了一支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在从岳阳坐船至益阳。 八月十七日，新成立得益阳地委书记周惠、益阳专署专员郭清文、益阳军分区黄琳正式接收了民国益阳专员公署、县政府合龙麟镇公所的所有行政机构， 八月十八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组建中共益阳县委、益阳县人民政府，中共益阳县城关区委、区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届益阳县委书记：张力耕，县长：董早冬，城关区委书记：孔空，区长邓克己，“益阳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终止了他的一切工作。 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益阳县人民政府发布一号档；“凡过去国民党政府所颁发的一切法令，立即取消，今后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宣布的《约法八章》办事。” 从此，在历史上益阳城区、这条“十里麻石街”上经过了这场社会的大变革，将要徐徐拉开波澜壮阔、风云际会的帷幕！ （公元一九四九年后纪实，将记载在这条“麻石街”上发生新政权的初始、镇反、走合作化、反右、社教、文革等，直至“麻石街”的消失。） [版权归原乡山人所有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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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混、好好整 |
| 杰作，好好地阅读了！ |
爱在心中，痛在心中 |
| 好帖,学习中 |
用眼睛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美丽 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的宽广 用文字去记录旅途难忘的点滴 用心灵去分享朋友最美的回忆 |
| 问候ＬＺ，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啊！赞一个．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山马[/u]发表的内容：[/b] 喜欢这种记实风格，若配上手绘地图则是锦上添花[/QUOTE] 谢谢“山马”先生的喜欢！这也我的一种愿望。本人所写的《益阳历史笔记》中具有代表性人物所开的店铺、地点尽可能会有图片，没有图片的将会有“素描速写”资料，尽量的表现益阳真实历史的全景。很抱歉目前不会在网络上发表，敬请各位原谅。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爱在心中[/u]发表的内容：[/b] 杰作，好好地阅读了！[/QUOTE] 呵呵……，谢谢“爱版主”的夸奖，本人所写的不一定是什么“杰作”，只能是“抛砖引玉”罢了。诚恳地希望《红网·益阳论坛》各位热爱益阳这块土地的朋友对本人所写的《益阳历史笔记》进行雅正，谢谢大家！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发哥-益阳[/u]发表的内容：[/b] 好帖,学习中[/QUOTE] 谢谢“发哥”：我所写的《益阳历史笔记》不一定是“好贴”，但我尽量地做到所写的《益阳历史笔记》不成为文字垃圾。真实的历史是一面镜子！能使人对世间的万事万物有个清醒地认识。像毛主席就最爱读的是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彰往考来”，大家能真正认识这个道理，就是本人最大的心愿！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吴下阿蒙[/u]发表的内容：[/b] 问候ＬＺ，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啊！赞一个．[/QUOTE] 谢谢“阿蒙”版主和各位版主对本人的“拙贴”加精。 阿蒙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你对益阳真实的历史也会喜欢，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块有感情的土地上。是这种原动力的驱使，这几个月本人将收集的资料归纳、整理、编辑，常常写到深夜一点钟（因为白天还要打工，养家糊口），也许付出了一点的心血。我坚持的一个原则：所写的东西一定要真实，对得起子孙后代！ 所以，我将会陆续完成《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的各个章节，届时敬请论坛中各位朋友多多地提出宝贵的意见，同时也别忘了给我提供一些益阳的历史资料哟。山人在此谢谢啦！ |
| 好文,慢慢欣赏! |
| 楼主辛苦了!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益阳的历史!特别喜欢阅读 |
| 原鄉山人新年快乐！力作，真正的史实，真实的记实，真正的文才．在很大程度上揭开了益坛一种全新的文风．欣赏． [FLASH]http://www.flashempire.com//myfe/upload/flash/151/1502672_1171332801.swf[/FLASH] |
[ 这个贴子最后由铜梁山人在2007-2-13 11:07:10编辑过 ]
No one knows who I am. No one knows where I am. |
| 楼主的翔实记载和认真考据的作风和精神很叫人佩服和感动！这确实是一种辛苦的工作，老汉我深有感触，但老汉我要说的是一点建议；有时侯正因为太真实，反而却不真实，这既有艺术高于生活的原因，还有因太真实会出现挂一漏万的缺陷，就象记帐一样，如果只说一个大概数目，差千上万都不会出现漏洞，但如果具体记帐，差一分都是整个帐目的错误，并使整个帐目都遭到否定，因此，这种记载写作的方法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劳动。 其次，提两处小失误；“十五里的麻石街”，不是解放以后叫出来的，也不是民国期间始叫的，而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叫出来了的，那时的繁华区主要是在大码头上面的“三堡”，也就是说是在将军庙上面，那时的“三堡”之所以是这个“堡”字，主要是大码头崛起是新增加的三个居民区，也就是以后的大水坪，熊家坪和菜家坪（以后合称三角坪）。那时的“十五里的麻石街”便是从这里开始计算的，一直到东门外的孟家洲（50年代河道改造时划为北岸），以这段距离是足有十五华里的。 至于“一九四九年前对城区内街道划分的称呼，老益阳人至今都还延续有这样的称谓：从东门口到贺家桥称“一堡”，从贺家桥到临兴馆 (一说是至三益街，但从民国三十一年前的行政划分以临兴馆为止的正确性大些。)称“二堡”，从临兴馆到涌泉街称“三堡”。一般上了年纪的老益阳人直到现在还都这么个称谓”。 你提的这个“三堡”，则应该是“三保”，1938年国民政府西迁时，将湖南设为十个行政督察区，当时的益阳县隶属第五督察区，城区以临兴馆为界，上为麟兴镇，下为龙兴镇，1942年根据战争情况，两镇合并，合称龙麟镇，下设三个行政“保”，由下而上称；1.2.3保，而原来“三堡”的地方又正是行政三保的区域（把大码头都包括进来了），这一种战时的变动，许多益阳人都弄不清楚了，因此三堡与彼三保往往混为一谈，但真正读书的老人是弄得清楚的，不知您是否详细考察过，仅提一点建议而已，仓促之机，可能我的不如您详细，还望谅！ |
邓衙龙 |
| 历史考据严谨，令人敬佩。希望能看来更多的益阳历史。 祝山人新春快乐。 |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俯卧撑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克力尔[/u]发表的内容：[/b] 好文,慢慢欣赏![/QUOTE] 克力尔先生：你好，曾经在“作家网”上就认识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能看看我的“拙作”深感欣慰，谢谢！请多多指教咯。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以旧换新[/u]发表的内容：[/b] 楼主辛苦了!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益阳的历史!特别喜欢阅读[/QUOTE] 以旧换新先生：你好！你能赏光，我很高兴，我所写的《笔记》力求达到真实，肯定还有遗漏之处，还请您能多多提供一些益阳的历史资料哟。谢谢！ |
| 铜梁山人先生：你好！ 诚挚地谢谢你图、文、声的新年祝福！及对我的夸奖。关于我的《笔记》，我是倾注了全心身的投入，这是表达我对益阳这块土地深深感情和眷恋，也是表打了我对益阳父老乡亲忠诚热爱的一份答卷！同时诚恳地敬望铜梁山人先生能提供一些益阳的历史资料与线索，让我尽最大地努力写好这份答卷。谢谢！ 谨致——新春来临之际：阖家欢乐，玉体安康！ 原乡山人敬启 |
| [QUOTE][b]下面引用由[u]暗香冷度[/u]发表的内容：[/b] 历史考据严谨，令人敬佩。希望能看来更多的益阳历史。 祝山人新春快乐。[/QUOTE] 暗香冷度先生：你好！ 谢谢你的新年祝福。在大家的鼓励后，本人一定会完成《益阳城区百年变迁历史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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