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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教书匠的故乡及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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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6 0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哥巴 于 2017-2-26 09:31 编辑

     一个老教书匠的故乡及家事

已逝去十六年的老父曾在湖南师范学院领了几十年饭票。关于一个老教书匠的故乡及家事,就发到这个栏目来吧。


就象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每个家族、家庭也有一条自己走过的路。这路途中每一步的迈出,有时候是自主选择的,但有时候,却是由别人、由时代的大潮裹挟着的。然而不管是怎样走过的,这样的一条轨迹,就是这个家族、家庭的历史。
在社会生活相对平静平稳的太平世,家族、家庭的历史估计也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样是较为平稳或平淡的。即使有些波澜,也波澜不惊。而到了社会生活波谲云诡的危世、江河日下的末世以及山崩地裂的乱世,这种家族、家庭的历史,就也同社会环境一样,会呈现出某种诡秘,如同过山车一样的惊险、颠覆、伤害、痛苦甚至毁灭了。
我们的这个家族、家庭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
我们这个生活于湘中雪峰山东北边缘的家族,是七百年前的元代从江西来到湖南的。据族谱,我辈二十四代之前一位叫学林公的祖先,因一个小小的官职离开了江西吉安府老家来到属于湖南长沙府一个叫蓝田(今涟源,抗战时国立师范学院曾办在这里)的地方。最初家眷全留在老家,后感觉湘中地方适合生存,遂置办田土,将家人接了过来。于是,学林公的后裔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并逐步地分布在了东起湘潭、西至怀化、南到邵阳的广大地区,最远的还在湖广填四川时到了天府之国,在那里也人丁兴旺。


         我们的家族从我父亲往上,据说连续七代都是读书人。当然从族谱上的记载来判断,其实也只是一般的耕读人家,而且书也没读出个什么名堂。虽然有些田产,但生活估计也就是温饱后尚有少量余钱剩米。大约在我曾祖父时,家族内不同家庭间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一些分化。到1950年土地改革时,我曾祖父美化公后代的三个家庭全都被划成了地主,而我曾祖父兄长的后代却全是贫农,其中一个后代还在家乡当了几十年大队党支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我第一次回到家乡,一位年纪大我二十多岁的堂兄——卸任大队支书的兄长、时任村支书的伯父——来看我这个“在大城市做体面人”堂弟时评论说“你们的公公优秀些,我们的公公差劲些”。不过这位堂兄也许不知道我们这些“优秀些”的公公在城市的后代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和心灵煎熬。而“优秀些”的公公留在乡下的后代,则更是几经家破人亡、苦头吃尽,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才得以与其他人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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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的家乡叫荣华乡,之所以叫荣华,大约是因为出了一个人物——写了《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而且巧得很,我的祖父德宣(丙离)公和陈天华是一道发蒙读书的同窗好友,并一起走出山沟游学省城京城。据说祖父也参加过陈天华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还准备一同去日本留学。不过到天津后我祖父打了退堂鼓。一种说法是他害怕飘海。不过我近年在乡下读族谱时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在那几年,我祖父的两个亲兄弟在二十多三十岁的年龄上相继去世,曾祖父美化公只剩了他这一个儿子。这,大概是祖父在长沙、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游走了几年后又返回家乡、并最终在乡下娶妻生子当了个“土地主”的重要原因。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34 | 显示全部楼层
      祖父虽然跟着陈天华他们闹过一阵子反清“革命”,却也是个有功名的人,是秀才。这是这些年回老家听堂兄说的。而我兄长则听我父亲说过祖父当年在宝庆府参加院试时与同在参加考试的蔡锷也有一面之交。
      虽然我成长的年代曾不止一次地听我母亲拿祖父与外祖父打比,埋怨我祖父是个土地主,把后代全连累了,“无用”。但我这两年回乡听老辈人说,当年我祖父在家乡也是个“说一句话算一句话”的有威望的人。祖父同时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过年时会给穷困乡亲送猪肉。我祖父虽然最终只当了个“土地主”,但毕竟是读书人,因此父亲也象他自己的父亲一样,有机会在外面受教育。
      1934年,父亲从国立武汉大学毕业。他先投于湖南著名教育家、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于清宣统年间参与创办了岳云中学的何炳麟校长麾下,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三年后抗战爆发,他便回到家乡开始自己办学。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是中国一个欣欣向荣、充满理想的年代。那个时期后来被称为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那十年,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现在喜欢说的GDP,以每年8.3%的高速度增长。与此相应,国家的教育事业也发展飞快,中、小学学生人数倍增,一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纷纷走向乡村,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最著名的有晏阳初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梁漱溟先生。他们搞乡村建设,搞乡村生活改造,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平民教育。他们信奉教育救国。
      当然“黄金十年”也充满危机。一来中国的政治并不统一、内部并不安定:仍存在少数有野心的军阀及其他势力割据一方、与中央政府枪炮相向的现象。另外,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也触动着日本的神经,“1930年以后控制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者,感到他们统治中国和东亚的愿望受到威胁,便于1937年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黄金十年”的建设成果就这样在日本人的炮火中化为灰烬。但是,中国人的振兴民族之心,却是炮火难以摧毁的。
      父亲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之下离开省城回家乡开始办学的。他到底是受理想主义的指引还是被战火驱赶只得回雪峰山麓偏僻的家乡办学校挣饭吃?我想教育救国理想应当是重要因素。后来我也听父亲讲过,说三十年代不少读书人都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而当时作为一个有较多田土山林的富裕农民的儿子,回到家乡的他不做任何事情也不会有衣食上的忧虑。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父亲办学当校长的最初几年,他、以及另外一些家境好的教师(包括在校做英文老师的我母亲在内)都是不领薪水的。他们都是些“自带饭票”的“志愿者”。他们也许算得上中国最早的志愿者吧?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人的炮火摧毁了国家的“黄金十年”,却导致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诞生。就在父亲回乡的前后,我母亲,一位刚从著名的福湘女中高中毕业的留美归国的大学教授的女儿,也在“长沙大火”中为“躲日本”而和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杨姜氏(淑徽)老夫人回到了家乡。他们在办学的过程中相遇、相知并建立了家庭,以后就有了我们。
      父亲刚开始办学时相当艰难,艰苦办校的作风也一直伴随着办校的全过程。我后来(当然是改革开放后)听母亲向我们埋怨父亲,说她跟着父亲吃了不少亏:学校经费紧张,自己当老师及父亲当校长都是不领薪水的。父亲说应当作贡献。幸亏父母两边的老人在乡下都有田产,老人们不但不须他们供养,还总是从乡下送谷米菜蔬过来供给他们的生活。不过,一个“旧社会”的中学校长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处境、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这是任何一个受过政治运动洗礼的中国人都清楚的。为此,母亲后来经常埋怨父亲:抗战胜利后,身为湖南大学老资格教授、有相当好的人脉又有一定话语权的外公已为父亲在大学谋到了职位,他不该太恋家乡!
      母亲埋怨父亲时,我在心里是站在母亲一边的。因为父亲在家乡当校长惹下的“历史问题”使我们兄弟姐妹在要求进步(入团)、升学、就业上受尽挫折。当然,很久以后,当我知道了许多情况、对生活也有更深的认识后,我开始理解,父亲之所以不愿意离开家乡,大概与他自己的父亲当年从花花世界大上海又跑回雪峰山山沟里的原因也差不多:他逾古稀的老父亲鳏夫一个、又只有他一个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好离开家乡、远离老父呢?当然,人算不如天算,父亲后来在他老父的生活旅程最艰难、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最需要儿子在身边的时候却离开了家乡,不但未能为老父送终,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37 | 显示全部楼层
      前面讲了,父亲办学虽然经历了不少艰辛,但他的学校却办得很成功:学校生源充足、学生出路良好,在社会上有口皆碑,也得到了省教育厅的好评。而且在他多年含辛茹苦的经营下学校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被政府接收,成了县立中学。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学校所有的教师,包括父亲这个做校长的才都有了薪水。
      办学的成功、抗战胜利后仍留在本乡本土服务,使父亲在县里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据说父亲曾经一度成为县长的热门人选。不过他推辞了。他对族人解释说自己想多活几年,当校长好些。关于这件事,是我2006年回家乡时祠堂主持(我不知该怎样称呼,大概相当以前的族长吧)对我讲的。当然,“族长”的这个说法我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知道乡下人有吹嘘自己“有能耐”的族人的习惯。但是话又要说回来,“族长”的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可信度。武汉大学现在仍是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以前的地位更高。即使到了大学生如过江之鲫的今天,武汉大学毕业生在县里也凤毛麟角。推举一位乡绅名牌大学毕业的儿子做县长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县长最后由一个从省城长沙派来的人做了。那人恰好又是父亲在武汉大学的同学,只是县长读的是政治系,父亲读的是中文系。不过据说县长在县里开展工作常要靠父亲支持。这话可信,父亲毕竟是本地人。父亲虽然不想从政、不问政治,只想一心办学,但后来仍在县里挂过什么议长之类的头衔,以我母亲的话说在县里算是第三号人物。
      父亲在县里是第三号人物为自己的乡亲带来了方便和照应。这几年我回家乡,在听到乡亲们向我感叹“上面没人”的种种不如意时,也听他们说起我父亲在县里时对家乡的种种好处。尤其是两个出身贫农被抓壮丁的乡亲,是父亲的帮助使他们摆脱了上内战前线当炮灰的噩运。早几年我回乡时其中有一个还健在,知道我是何人后他专门来看我,说了许多感念父亲的话。
    父亲不但为乡亲们做好事,作为校长他也尽了保护学生之责。他的学校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父亲应当是张只眼闭只眼的。因为那些地下党员学生居然把党的宣传小册子发到校长室来了。而当他的学生“闹事”被县保安队抓走时,父亲总是将他们一一“保”出来。有一位杨姓学生是地下党员,有一年,就在她准备随一位从邻县过来接应她的男学生一同去延安时,双双被县保安队抓入牢中。父亲得到消息,立即跑到保安队交涉,将两人“保”了出来,使他们成功地奔赴了延安。那位男学生后来官至国务院某某工业部副部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两次到北京我大姐家小住,每次去了,副部长夫人,也就是那位女学生都会来看望他。当然,父亲保护过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并没有使他避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凶险政治运动中,许多党员干部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40 | 显示全部楼层
     父亲在家乡为乡亲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为学生尽过保护这责,但同时也为自己惹了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大大的影响了他的儿女们——也就是我们的前程,使我们的成长道路上充满屈辱和艰辛。
      父亲的一个最大麻烦当然是他担任了三青团的一个什么“长”。据父亲在交待材料中说(当年我在他的抽屉中偷看到了草稿),他这个“长”当得实在冤枉:那时县党部三番五次纠缠他,说学校应当建立三青团组织、做校长的要兼任负责人,而父亲一直以种种借口推着、拖着。但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有些事情身不由己。作为校长,他的印鉴并不由他自己保管,是学校的办事人员在县党部的有关表格上盖了章而使他成为校三青团负责人的。他心里虽然并不愿意当这个“长”,但却无法推脱,只得听之任之……。
      1949年下半年,三湘大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国民党元老程潜主政湖南,秘密筹划“和平起义”,共产党在各地的活动已是半公开。另一方面,白崇禧等国民党顽固势力也进入了湖南。湖南处于一个国、共拉锯的态势。而对于湖南当时有地位、有财产、为国民政府效过力——实际上是在国民政府属下的机构讨过生活的人来说,何去何从?也到了最后决定的时刻。父亲是国立武汉大学毕业生,又是县立女中的校长,在湘中那个直到宋朝才“新归王化”因而叫做新化的蛮荒地方也算得上是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于是,当国民党的军队败退时,对于“我们要不要跟着走?”这个问题,有三个人来咨询他。而对这三个人的咨询,我父亲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不要走。而他这样回答的理论依据,全来源于他偷偷地藏于自己办公桌抽屉里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发来的宣传小册子。
      也许生活于富裕家庭从小到大少受挫折,这使父亲在改朝换代的翻江倒海时刻对社会生活仍抱着天真的理想主义看法。然而不久他的天真就得到了教训。这个教训,来自那三个咨询过他的亲友的悲惨遭遇。
      这三个亲友,一个是孝麟公。
      孝麟公是父亲的叔伯哥哥,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如同亲兄弟。因为孝麟公婴儿时他父亲就病逝了,他与我父亲同在自己祖父的膝下长大。孝麟公早年从益阳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员,1949年时在乡政府任干事。由于他担心自己既有些田产,又在乡政府做事,新政权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有跟随退却的国民政府军队一起走的想法。我父亲否定了他的这一想法,说不用走,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共产党只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新社会也是要用有文化的人的。孝麟公听了我父亲的话留了下来。孝麟公是否还抱有一点其他幻想不清楚。因为他的大舅哥是参加共产党很早并有一定名气的成仿吾。只不过他大舅哥离家也有几十年了。
      孝麟公留在家乡迎来了新政权,也立即迎来了自己的灭顶之灾。他被抓进监牢,很快瘐死监中。孝麟公的遗孀成氏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也陷入了绝境。之后他们悲惨的生活:成氏夫人在斗地主时遭受的皮肉之苦,冬夜没有被褥的一家四口寒风中的瑟瑟发抖,成氏夫人带着三个孩子的流浪、为生存和养大孩子的几次改嫁及最后于1960年的饿毙,到现在我的几个堂兄弟都不忍回首。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另一个向父亲咨询的亲戚是我的伯外公,也就是我外公杨开劲教授的亲哥哥杨开庆老先生。其实说起来开庆公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湖南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湖南大学前身)毕业,是第一个在新化县办新式学校的人,又曾在长沙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做过训育主任。据说他当训育主任时毛润芝正好是那里的学生。开庆公也有女儿在北京、大连、长沙等大中城市,都是知识分子;他的大女婿纪育沣先生1949年以后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尽管开庆公也有其他一些消息来源,但他还是来找我父亲商量,就去留问题咨询我父亲。而对于开庆公的咨询,我父亲同样是说“不用走”。
      开庆公留了下来。不过等待他这个旧政府中的教育局长的,却是逮捕和枪毙。当然改革开放后开庆公获得了平反。
      当然对开庆公的死,开庆公自己大概也有责任。那时县里的中共地下党放出风声说“他是我们毛主席的老师,我们不会动他”。这可能使年已六十几的开庆公心存幻想。
向父亲进行咨询的友人是一位曾经的国军师长。这位师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就解甲归了田,在县里做寓公。我父亲的回答当然不会是别的,仍是“不用走”。结果这位前师长与开庆公一样很快就吃了枪子。
    三位亲友的不幸遭遇,是否使父亲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某些教训?父亲从未向我们讲过,现在我也不好胡乱揣测。不过,父亲在把自己花了十几年心血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学校及全部校产交给政府后却并没有接受政府对自己的工作安排,而是拿着何炳麟老校长发来的聘书去了岳云中学这所当时的私立学校;在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父亲也始终一言不发。这种谨言慎行使他没有被划到右边去,从而也就保护了我们这个家没有破。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41 | 显示全部楼层

      就在父亲离开家乡去岳云中学后不久,也许是因为儿子的远行,也许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又也许是因为本来就年老体衰,生于同治十一年,已78岁高龄的我祖父德宣公病倒了。由于父亲已远在他乡某生活,由于故乡对父亲来说已成了是非之地,母亲承担起了回乡照顾有病老人的任务。不久,祖父撒手人环,于是接下来母亲又只得留在乡下料理后事。然而就在此时,“土改”“运动”开始了。虽然驻村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曾对母亲说办完后事她就可以离开,没有她的事。但结果却并没有这么简单。我母亲最后虽然是持乡政府开出的证明正当地离开故乡的,但据她后来说,土改中她仍被关押甚至被吊打。“文化大革命”时,她因教研组长工作而得罪过的个别“红五类”同事又借此事发难,诬她为“逃亡地主”,使她再一次吃了不小苦头。因此,我母亲对祖父的病、丧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对自己在乡下所受的委屈,母亲从未讲过。因为之后她仍是教师,她的职业要求她以光明面教育子女和学生。直到改革开放后环境大为宽松,她亦退了休离开了教师岗位很久了,才偶而露一两句。
      对我母亲土改时在故乡受到的委屈,我们抱着“过去事就让它过去吧”这种思想。但是大约在1996年前后,我兄长下岗不用上班后第一次回乡时村里一位年近八十、“成分”是贫农的本家老哥却特意找到我兄长,郑重其事地同他谈了此事。
      这位老哥怀着愧疚的心情对我兄长说,当年捆绑、吊打我母亲,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是土改工作队一个叫刘××的女干部策划、指使他们这么干的。那位老哥还告诉我兄长,说刘××后来也在省城某厅工作,现在恐怕离休了。
       刘××?父亲记起来了。与此同时,他还记起了一桩与刘××有关的往事。而父亲说的这桩往事,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刘××要策划那场对我母亲的残酷斗争。
      刘××曾是父亲那所中学的学生,而刘××的父亲由于和县商会刘会长是本家亲戚,所以在县商会管着账房。不过,有件事却使××家一下子跌进了深渊。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为了支援前线,县里的工农商学各界募集了一笔款子。然而这笔款子却迟迟没有送达抗日前线,而是去向不明了。
      消息传出,各界哗然。为了有所交待,县里成立了一个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小组进行清查,父亲作为中学校长,也是清查小组的成员。经过查账,发现这笔由县商会代管的款子原来被在商会管账房的刘××的父亲贪污了。
      任何作奸犯科者在被追查时都会想方设法逃避惩处,刘××的父亲当然也不例外。在清查过程中,他四处活动,这中间也包括叫他的女儿刘××向我父亲求情,请我父亲看在师生关系的份头上放她爸爸一马。
      父亲是个死板的人,处事不圆滑。他说得按章办事,他不能够枉法;又说清查小组还有其他人,不是他一人说了算。总之,父亲没有满足刘××的要求。
      由于贪污抗日募捐款这事非同小可,所以尽管刘××家是商会刘会长的本家亲戚,刘会长也无能为力。总之,刘××的父亲栽受到了惩处。刘××一家显然从此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随后就再也没来学校上学。
      对于刘××的去向,父亲并不清楚。可能,当校长的也很难顾及每一个流失学生的去向。不过现在已很清楚,刘××在家庭变故以后参加了“革命”。
     父亲说的这桩往事,使我们清楚了这样一点,那就是在处理刘××为她父亲求情的问题上,父亲为自己惹了麻烦,使他自己、使我们这个家庭在1949年以后少了一条路,却多了一堵墙。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父亲未能回乡陪自己的父亲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未能为自己的父亲送终,想必是父亲最为痛苦、最为愧疚的一件事。然而对于我们这个小家来说,又幸亏父亲没有在那个危险的时候跑回乡下去。世上的事,永远都是这样矛盾。
      我们家从此离开了家乡新化。那种离开,甚至可以说是逃离。当时我们家已一贫如洗,剩下的仅仅是每人身上的那套衣服。幸亏我舅舅杨慧根先生施以援手,尤其是我三姨妈杨利华先生从大连寄来了300元钱,使我们家又有了过冬的衣被。外公也帮了我们。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乡下料理祖父后事时,我的三个哥哥姐姐寄住在湖南大学桃园村外公家里。当然我们家还要感谢何炳麟老校长,是他及时向父亲发来聘书,使我们家重新有了开饭的地方。作为毛泽东的老师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何孟雄的叔父,何炳麟老校长对我家来说真是一棵大树!而直到这些年我才知道,那年头岳云中学也相当困难:学生人数从1949年前的1200多人锐减为400多人,学校经费极为紧张。
      经过短时间的离乱,我们家终于在南岳衡山下安顿下来。我随母亲到南岳时刚刚有了零星的记忆,我已记得父亲到衡山火车站来接我们时的片断:父亲要抱妹妹,但那时刚一岁的妹妹对几个月未见的父亲已没有印象、认生。于是父亲把我高高抱起,贴在他的胸前。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他胸部的起复和他的体温。
      外国的历史学家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中评论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以接连不断的运动与短暂的喘息时期相交替为特征的”。在这种“短暂的喘息”的1956年,父亲被调到长沙的一所高校——长沙师专,后合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
      随着父亲,我们一家也搬到了长沙。
      我们刚到长沙时的生活待遇也不错:住在有抽水马桶的新楼里,到教工食堂就餐就象在饭店吃点菜,坐定后填好菜单服务员会立即来收,不一会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了上来,价钱实惠、不必现交钱。不过渐渐的,日子开始变得不太如意起来。就说到食堂吃饭吧,已要自己端着碗排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候;不久开始了反右运动;大跃进热闹了一阵后紧接着又迎来了“苦日子”,再往后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以后货币的购买力已明显下降。我们家开始生活在物资的清贫和精神的紧张压抑之中。也许是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观察周围世界的能力,我发现父亲原来竟是那样的窝囊,在他工作的那所大学他没有任何地位,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是被攻击的对象。似乎,父亲在单位的作用已只有一个:做阶级斗争的靶子。而我们作子女的,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在“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甚至升学就业方面都受到排斥。品学兼优的大姐加入共青团的愿望一次次成为泡影,原因是“父亲有历史问题”要“考验”;我从9岁加入少先队后一直任中队长、中队委、班委委员、课代表等多种职务,算是“老干部”,但到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1963-1964年间全部抹掉了。我自己清楚,是“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1964年,诚实乐群、学习优异的我仅读完初中就失了学。我家六姊妹,有四个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在农村修理地球达九年之久,其他姊妹修地球的年限与我也差不多。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47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汹涌而来时我已在乡下做农民,但我知道,在单位最先受到冲击的是父亲这些牛鬼蛇神。本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可能是由于地方上的掌权者对运动认识不透、又可能是他们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运动开始时最先被“揪”出来的还是“老运动员”。单位的当权派把父亲的档案公布了出来,于是他立即成了这场风暴冲击的目标。革命干部、革命师生对他口诛笔伐。据邻居后来透露说,批斗会上父亲挂的是铁做的牌子,比其他人的牌子都重得多。细铁丝深深地勒着他的脖子,而且斗争会完了牌子也不许取下来,要挂着牌子穿街过巷一直走到家里才由我小妹妹帮忙艰难地从他脖子上摘下来。我们简陋的家也被热情高涨的革命师生翻了个底朝天。当然,家里的经济损失很小,毕竟十几年前我们家已被水洗过一次,1960年苦日子时家里稍值钱一点的东西又都卖了换萝卜填肚子,家里几无隔夜之米,桌椅板凳都是借公家的。文革最乱的时候我从乡下倒流回城,发现在操家时我们只少了这几样东西:外公1925年摄于美国的大幅个人像片、父亲大学毕业戴着学位帽的大幅个人照和毕业文凭、何炳麟老校长发给父亲的聘书、1949年后我们家幸存的唯一的一件贵金属——父母亲的银指环印章、以及父亲1930年代购的两大本《辞海》及几本破旧的《文心雕龙注》。
      文革初期父亲虽然遭了大难,但文革中间却也过了一段轻松的日子。那是革命造反和武斗那段时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工人干部为了“夺权”互相大打出手、枪来炮往,暂时无暇顾及对牛鬼蛇神专政之事。不过随着革命的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的建立,父亲、还有母亲的厄运立即又来了。那时我在乡下,虽然唯一在家的小妹妹来信总是说“家里一切如常,不用挂念”,但从我同学、朋友那里传来的消息却令人揪心: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我们家又一次被翻了个底朝天,这回抄出了父亲的几首“反动诗词”;父亲又被关起来了,每天清晨与其他牛鬼蛇神一道由革命学生押着,跪在寒冬校园里打着白霜的水泥地上向毛主席请罪。据说他即将被开除公职、剥夺城市户口谴送回老家乡下。我们的邻居梁老师上了吊。父亲没走那条路。同学传来的可靠消息说,在那所大学的牛鬼蛇神中,父亲罪最大:一是历史问题最为严重;再就是抗拒交待、死不认罪。父亲平时处处逆来顺受,进了牛棚竟然敢于抗拒交待?也许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吧。
      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是被当作“逃亡地主”揪出来的。她被关在教学楼的楼梯间里。春节时我从乡下回长沙时去那间没有窗户、最高的地方也伸不直腰的楼梯间探望过她一次。幸运的是,折腾了几个月后,父亲“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牛棚里放出来后在位于汩罗江畔的校办农场当了放牛郎,母亲也获得了“解放”,只是从教研组长变成了学校厨房的烧水工。几年前母亲见学校支书的夫人用厨房的开水烫自家的被子时曾指出学校的开水供应紧张,不应当用来烫被子。这为她的牛棚生活埋下了伏笔。现在她当了烧水工,书记夫人如果再用开水烫被子她大概只能张只眼闭只眼了。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50 | 显示全部楼层
      日子在无奈中流逝。
      但到1971年9月13日以后情况似乎有了变化。虽然紧箍咒仍在头上,虽然我家仍有四个兄妹在乡下接受再教育,但我已明显地感觉到周围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上面的口号当然仍左得可爱,但基层那些干部已不再满嘴革命言辞地对我们这些人家横眉冷对,而是对我家有这么多孩子下农村又这么多年仍未能“上来”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一些早几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遣送到偏远乡下的人家,这时开始偷偷地倒流回城,街道干部们对此也张只眼闭只眼……。显然,副统帅的出逃使人们的革命热情迅速地降了温。
      不久父亲获准退休。当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运动员”的生活已经过腻,退出了江湖,再成为“运动员”挂铁牌子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1976年10月以后社会开始变得平静。我们的生活也开始走上正轨。我们兄弟姊妹全都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生活、有了正式的工作,并开始飞离父母营造、几十年来却一直不得安宁的窝而组建各自的家庭。国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家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父母退休后生活平平稳稳,并分别在九十五岁和九十八岁上走完了起起落落、风风雨雨的一生。正应了“仁者寿”这句老话。父母去世时我们都守在身边,也给他们选择了体面的、树了碑的长眠之所。父亲未能给自己的父亲送终,当然更不可能立碑。不过父亲为自己的父亲坟头上立个碑的愿望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父亲在世时由我们操作完成了。

      我们家的故事,总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发表于 2017-2-27 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字一句认真的读完,非常震撼,
 楼主| 发表于 2017-2-28 06: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阿尔卑斯山 发表于 2017-2-27 16:32
一字一句认真的读完,非常震撼,

谢谢阿尔卑斯山朋友玉览拙帖!
拙帖有些长,一字一句读完不容易。再谢!
发表于 2017-3-3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混乱时代的苦难人生,确实是让人深感震撼!
 楼主| 发表于 2017-3-4 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湖南雪峰山A 发表于 2017-3-3 15:37
混乱时代的苦难人生,确实是让人深感震撼!

谢谢雪峰山朋友关注拙帖!
发表于 2017-3-6 18:3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注老一辈的故事!让人震撼啊。










 楼主| 发表于 2017-3-7 06:46 | 显示全部楼层
zhuobin 发表于 2017-3-6 18:30
关注老一辈的故事!让人震撼啊。

那年代,让人震撼的事不少啊。
发表于 2017-3-7 07:34 | 显示全部楼层
旧时代的苦难人生,让人感动,写得好感人!
 楼主| 发表于 2017-3-8 06:2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尖山峰 发表于 2017-3-7 07:34
旧时代的苦难人生,让人感动,写得好感人!

谢谢四尖山峰朋友玉览拙帖及抬爱!
发表于 2017-3-23 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叙述的故乡与家事,是一部百姓家史。七十岁左右的人读来,往事并不如烟。
 楼主| 发表于 2017-3-25 06:56 | 显示全部楼层
渊澄取映 发表于 2017-3-23 16:07
楼主叙述的故乡与家事,是一部百姓家史。七十岁左右的人读来,往事并不如烟。

谢谢玉览拙帖!
荒诞岁月早已成为过去。虽然对七十左右的人来说往事并不如烟,但时间的风可能会吹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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