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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曹敬庄同志:“朱张会讲”于乾道二年(1166年)或有问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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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5 17: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小炮 于 2017-12-15 17:29 编辑

20171210_155131.jpg
发表于 2017-12-15 17:2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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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5 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7-12-16 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8:22 | 显示全部楼层

早上好谢谢你的关注、赏读与点评
  报告:今天徒步十二里半,一路先黑暗后光明,沿途有霜,霜风如刀,割人耳朵,东方有红云,朝阳欲出。木叶脱落,天地萧条,有鸟飞过。沿途之加拿大一枝黄花呈铁锈色,渐凋谢矣。善哉善哉,祝君吉祥安康幸福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42 | 显示全部楼层
千古佳话“朱张会讲”
2017-11-14 05:4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中华文化溯源·岳麓书院】
  光明日报记者 禹爱华 龙军
  11月4日,“张栻朱熹与儒家会讲传统——纪念朱张会讲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幕,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70余名专家学者赴会。
  公元1167年,理学家朱熹不远千里,偕弟子从福建崇安来到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讲学论道两月有余,留下了千古佳话——“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山长张栻
  岳麓书院山长张栻,是南宋时期的理学家,与当时思想家朱熹、吕祖谦讲学为友,史称“东南三贤”。张栻又是教育家,南宋乾道元年主教岳麓、城南两大书院,达八年之久。
  位于岳麓书院崇道祠的朱张会讲塑像。
  他对岳麓书院怀有深厚的感情,曾自述说:“为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
  在他主教下,岳麓书院人文荟萃。其后,岳麓书院虽兴废无常,但后学溯先贤之教思,莫不流连慨慕。对于张栻主教岳麓的贡献和业绩,自宋以来,史家屡有称道。
  朱熹在《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中记载:“故前帅枢密忠肃刘公,特因旧基,复刷新馆,延请故本司侍讲张公(栻)往来其间,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焉。此意甚远,非世俗常见所到也。”陈傅良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记载:“某尝获侍讲张先生(栻)所为记,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后亦既知所指归。”
  至元代,理学家吴澄在《岳麓书院重修记》中叙述朱熹、张栻会讲岳麓事时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张栻在教育和学术上的影响,居岳麓书院历届山长之首。虽然在张栻之后,岳麓书院不断发展,历千年不衰,然若追根溯源,诚如吴澄所说:“岂不以先生经始之功不可以废而莫之续也乎!”
  特别是张栻渊源濂洛,危微嗣续,坐皋比而授经,在岳麓书院奠定了在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规模,更是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湖南大学历史学教授陈谷嘉在其主编的《岳麓书院名人传》中评论张栻:“湖湘学重经世致用,爱国传统千年相继,学术昌明于世,影响至今,张栻确有经始之功。”
  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岳麓书院讲堂,当年朱熹、张栻在此论道。
  朱熹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他是继孔子后的另一座高峰,其精神影响之深远、传播之广泛在中国乃至世界均为罕见。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朱熹的湖南之行呢?根据朱熹《中和旧说序》的记载,朱熹此行有他明确的目的。
  朱熹的老师李侗死后,他在学术上遇到了对《中庸》之义不解的疑难,从而萌生了湖南之行的念头。
  当时,朱熹在中庸之义问题上最感困惑的是师说不一,也就是说,在已发未发问题上,二程(程颢、程颐)和其门生弟子间的观点并不是一致的,且程颐本人的解释是前后不一贯的。
  正当朱熹苦于无人指点迷津时,适闻张栻得衡山胡氏(胡宏)学,使他萌发了对张栻“往从而问焉”的愿望。
位于岳麓书院的张栻像。
  一言以蔽之,与张栻切磋学术是促成朱熹湖南之行的根本原因。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湖湘学在朱熹心中的地位和影响。
  除此之外,作为湖湘学派基地的岳麓书院在学术教育界的影响,可能也是促成朱熹湖南之行的原因之一。岳麓书院的历史与湖湘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岳麓之名闻天下,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曾是湖湘学派活动的基地。当时士子们“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可见,当时学者以从学湖湘岳麓为荣。
  朱熹对岳麓书院是有感情的,后来上任潭州知府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岳麓,刚赴任便在《潭州到任谢表》中提出“学兼岳麓,修明远自前贤,而壤达洞庭”,表示“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
  按照当时朱熹的安排,他与张栻会讲岳麓本应在乾道二年(1166)夏进行,是年湖南安抚史刘珙曾遣人迎接朱熹赴潭州相会,但因天气炎热未能成行,延到次年才如愿。
  朱熹与张栻“讲究此道”虽然早已进行,但像此专与张栻岳麓切磋学术,进行会讲则还是第一次。朱熹在潭州(长沙)停留两个月,受到了张栻的热情接待,讨论了理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朱、张岳麓会讲,是结成朱熹与岳麓书院之特殊关系的一件大事。同时,也使得岳麓书院讲堂之中的那两把普普通通的座椅,几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神坛。
  此后的绍熙四年,朱熹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史。在任期间,朱熹除“降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外,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大事,在“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
  薪火传承
  朱熹访张栻期间,常晨起登麓山观日出,名岳麓山顶曰赫曦。张在山顶筑一台以咏嘉游,朱题额“赫曦台”。在此后600年间,山顶的赫曦台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公元1790年,书院山长罗典在岳麓书院大门前坪建一台,曰前亭。罗典之后的第四任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发现赫曦台原碑刻,为存朱子故址,更改前亭名为赫曦台。
  如今,进入岳麓书院的头门,赫曦台便横亘在人们眼前。岳麓书院里不同时代下文化标志性人物的纪念碑,告诉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从这里出发的文化名宿,一直跨越时空进行对话,让激烈的辩驳汇成有力的融合。
  从“朱张会讲”出发,今天,作为唯一“活着”的中国传统书院,“会讲”的传统仍在这里延续。
  早在20世纪末,岳麓书院就与湖南卫视、湖南经视等媒体合作设立“湖湘论坛”,邀请杜维明、余光中、黄永玉等文化名家,在国内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电视讲学活动,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之后,岳麓书院又相继推出了系列讲学活动,如“明伦堂讲会”“岳麓书院讲坛”等。众多海内外名家会集书院,从不同侧面和维度阐扬人文传统、理解人类精神、回应时代主题、彰显中国智慧。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说:“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仍然是岳麓书院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岳麓书院将自觉地继承张栻‘传道而济斯民’的教育理念,承担起国学研究、教育、传播的重任。”
  这座“活着”的千年书院,它的过去和现在,正是中国文化传统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生生不息的一面镜子。
  而今,岳麓书院三五成群捧书阅读的学子,正通过书籍、通过这座庭院从时光深处散发的气韵,与千年名宿对话。他们头顶,是层林尽染的麓山秋景,更是千年间灿烂的文化星河。
  本文图片均由岳麓书院供图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14日 12版)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朱熹年谱简编 (2015-11-11 21:43:33)转载▼
分类: 国学


朱熹,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午时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城南郑安道 (别号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旧址) ,乳名沈郎。
绍兴三年(1133年) ,四岁。其父朱松指天示曰:“此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松惊之。后就传授以《孝经》。
四年(1134年) ,五岁。始入小学。
六年(1136年) ,七岁。随父迁居建州。
七年(1137年) ,八岁。通《孝经》大义,并题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间从群儿游戏,独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视。
十年(1140年) ,十一岁。受学于家庭。
十三年(1143年) ,十四岁。父朱松逝世。遵父遗嘱,师事崇安胡宪(号籍溪,字原仲) , 刘白水(号勉之,字致中) ,刘屏山(号子翠,字彦冲) ,三人也视熹为子侄.刘白水还以女许熹为妻.刘屏山命熹字“元晦”。
十四年(1144年) ,十五岁。葬父于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后移葬寂历山。
十七年(1147年) ,十八岁。秋,中建州乡贡。考官蔡兹看熹三篇策,皆论及朝政大事,谓: 必非常人也。
十八年(1148年) ,十九岁。春,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进士.廷试题为《创业守文之策》。
二十年(1150年) ,二十一岁。春,回祖藉婺源(今属江西省)祭扫祖墓。
二十一年(1151年) ,二十二岁。春,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治绩卓著。公余研究“释老之学”。
二十三年(1153年) ,二十四岁。夏,徒步数百里,受学于延平李侗.因得承袭二程"洛学" 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同年七月生长子塾。【按:1153年秋到同安就任】。
二十四年(1154年) ,二十五岁。生次子。
二十五年(1155年) ,二十六岁。七月,冬奉檄调旁郡,因代者未至,送老幼归里,在泉州【按:在同安】候职,批读《孟子》。
二十七年(1157年) ,二十八岁。十月任满罢归。同安士子怀其惠,相与立祠于学宫。
二十八年(1158年) ,二十九岁。以讲学为务,暇时前往延平向李侗求教。十二月,差监潭州南岳庙。
二十九年(1159年) ,三十岁。作《谢上蔡语录后序》。
三十年(1160年) ,三十一岁。冬,再到延平见李侗。
三十二年(1162年),三十三岁。八月,应诏上封事。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 “修攘之计所以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今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闭 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等数年之后,国富民强,徐起而图之。”又言:“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 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十月。作《论语纂训叙》。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三十四岁。三月,孝宗召见,熹又重申前议于垂拱殿。十一月, 除拜武学博士,写《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成。
二年(1164年) ,三十五岁。冬,写《困学恐闻》。
乾道元年(1165年) ,三十六岁。五月,复差监潭州南岳庙。
三年(1167年) ,三十八岁。八月,访南轩张拭于潭州,作《南岳唱酬集》。除克枢密院编修。十二月,至长沙,作《东归乱稿》。
四年(1168年) ,三十九岁。四月,崇安发生饥荒,熹贷粟于府以赈之。编次《程氏遗书》成。
五年(1169年) ,四十岁。正月,生三子在。九月,母祝孺人逝。作《太极通书后序》。
六年(1170年) ,四十一岁。正月,葬祝孺人于建阳县崇泰里后山。写《家礼》成。七月, 迁父墓于寂历山。
七年(1171年) ,四十二岁。立社仓于所居之里,后虽遇灾年,人不缺食。同年,为记祀其父朱松,回尤溪为其父任所书"韦斋旧治"四字。
八年(1172年) ,四十三岁。《论孟精义》成。四月,编《资治通鉴纲目》。撰《八朝名臣言行录》《西铭解义》成。
九年(1173年) ,四十四岁。四月,解《太极图传通书》成,编《伊洛渊源录》。六月,编次《程氏外书》。命授左宣教朗,改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辞。是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亲书《明伦堂》匾,挂尤溪学宫。
淳熙元年(1174年) ,四十五岁。六月,始拜命左宣教朗之职。
二年(1175年) ,四十六岁.编《近思录》成.吕东莱不访,饯吕东莱。会陆梭山,陆象山兄弟于信州鹅湖寺,即“鹅湖之会” 。七月,作《晦庵》,庵在庐峰云谷,自为记。
三年(1176年) ,四十七岁。二月,回祖籍婺祭扫先祖墓。六月,除秘书省秘书朗,辞。八月,不允,再辞,仍旧差主管武冲观。十一月十三日,妻刘令卒。
四年(1177年) ,四十八岁。二月,葬妻于建阳县唐后林谷。六月, 《论孟集注或问》成。十月, 《周易本义》《诗传集注》成。
五年(1178年) ,四十九岁。八月,差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辞,不允,降旨便道之官。十月丐祠,十一月省札检会已降指挥。十二月赴任。
六年(1179年) ,五十岁。在南康军任时,立周敦颐和程颢,程颐三人祠及五贤堂。六月,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十月,重建“白鹿洞书院”。
七年(1180年) ,五十一岁.四月,申减属县科纽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二千缗。秋,上奏札于延和殿,欲蠲免南康赋税。冬,以旱告于朝延,乞蠲本军合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作《卧龙庵》 ,记诸葛武侯。
八年(1181年) ,五十二岁。南康任满。二月,陆象山来访,为其兄梭山求撰墓志铭。熹与象山共讲学于白鹿洞书院。三月,差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待次。七月,除宣教郎直秘阁。八月,转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十一月,奏事延和殿。十二月,视事于西兴,并以公“社仓法”下于诸路。
九年(1182年) ,五十三岁。七月,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同月,毁秦桧祠。八月,除直徽猷阁,辞,不允。差江西提点刑狱,辞。诏与江东提刑梁总,两易其任,再辞。十一月, 力辞新任职名,仍请祠。
十年(1183年) ,五十四岁。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观。二月,拜命。四月, 《武夷精舍》成。五月,订本宗族谱成。
十三年(1186年) ,五十七岁。三月, 《易学启蒙》成。八月, 《孝经刊误》成。
十四年(1187年) ,五十八岁。三月,编次《小学书》成。差主南京鸿庆宫。七月,除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以疾辞,不允。十一月,始拜命。
十五年(1188年),五十九岁。六月,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请辞,诏依旧职名提刑江西。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崇福宫。十一月,上封事,即所谓《戊申封事》。其要点是: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翌日,除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始出《太极通书》《西铭》二书,解义以授学者。
十六年(1189年) ,六十岁。正月,除秘阁修撰,辞。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辞职名,不允。《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成。四月,再辞职名,五月从所请,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闰五月更化覃恩转朝散郎,赐绯鱼。八月,除江东转运副使,辞。十一月,改知漳州, 再辞,不允,始拜命。任职一年。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六十一岁。四月上任,首下教令。奏行经界法。刻《五经》、《四书》于郡。
二年(1191年) ,六十二岁。正月,长子塾卒。三月,复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四月,再辞职名。五月,归建阳。七月,再辞职名,不允。九月,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十二月,以漳州经界法不行,自劾。三年(1192年) ,六十三岁。筑建阳考亭书院。十二月,除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略安抚,辞。《孟子要略》成。
四年(1193年) ,六十四岁。二月,仍旧主管南京鸿庆宫。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赐紫章服,辞,不允。
五年(1194年) ,六十五岁。正月,会洞獠侵扰属郡,五月至镇,遣使谕降之。改建岳麓书院。奏请飞虎军隶本路节制,从所请。六月,申乞归田,不允。七月,宁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 辞。考正《释奠礼仪》行于郡。八月,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辞,不允。九月再辞,有旨趋今疾速供职。十月,朔乞且带旧职奏事,次日入国门,越日奏事行宫便殿。奏事后,辞新除待制职名,不允。任职仅四十六天。上孝宗山陵议状.受诏进讲《大学》。差兼实录院同修撰,再辞,不允。更化覃恩授朝请郎,赐紫金鱼袋。闰月编次讲章以进。诏除宝文阁待制, 知江陵府湖北安抚,辞。十一月,还考亭复辞前命,仍乞追还新旧职名。十二月,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竹林精舍》成。
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 ,六十六岁。正月,辞旧职名。三月,又辞,不允,转朝奉大夫。五月,辞职名并乞致仕,不允。十二月,以屡辞职名,诏依旧克秘阁修撰宫祠如故,罢去侍讲职衔。《楚辞集注》成。
二年(1196年) ,六十七岁。时韩胃为相,熹忧其擅权害政,上疏斥言窃柄之失,遂触韩之忌。胡弦,沈继祖等人,乘机诬朱学为"伪学",有十大罪,主张斩熹之首,以绝朱学,史称 "庆元党案".十二月,削秘阁修撰。修《仪礼经通解传》成。
三年(1197年) ,六十八岁。与蔡季通会宿寒泉,订正诸书。十二月,著《伪学籍》《韩文 . 考异》成。
四年(1198年) ,六十九岁。十二月,乞致仕,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仍兼秘阁修撰。
六年(1200年) ,七十一岁。正月,作《聚星亭赞》。三月初,为诸生说《太极图》和《西 铭》甚详。初九日午时卒于建阳考亭。临终前,作书三封着子弟更力加修正遗书。十一月, 葬建阳县崇政乡嘉禾里九峰州龙归后塘九顿峰下。
嘉泰二年(1202年) ,十月,诏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嘉定元年(1208年) ,十月,诏赐谥“文”,故称朱文公。三年(1210年) ,五月,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以明堂恩加通议大夫。四年(1211年) ,四月,国子司业刘奏乞开“伪学”禁。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 ,正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年) ,九月,改封徽国公。淳元年(1241 年) ,正月,诏恩从祀孔庙。宝元年(1253年) ,理宗亲书“南溪书院”匾额,挂在朱熹诞生地--尤溪南溪书院。
(资料来源:〈紫阳朱氏建安谱〉)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4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栻年谱简编
张满意
按:本谱初稿完成于五年前,后因读胡宗懋《张宣公年谱》而中断,其中错误定当不少,请广大读者及宗亲阅读时多加留意。
张栻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卒于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享年四十八岁。
    张栻生平可参考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杨万里《张左司传》、清代学者王开琸《张宣公年谱》、民国胡宗懋《张宣公年谱》以及《宋史·张栻传》。
1133年(绍兴三年,癸丑)1岁。
建炎四年(1130)九月下旬,富平之战宋军败绩。十月,父张浚退保秦州(今甘肃天水)。十一月,退保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绍兴元年(1131)三月,张浚以富平之败上疏待罪,诏免。是月,在金军进攻下,张浚退屯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五月,父张浚率吴阶、吴璘大败金军宗弼(金兀术)所部于和尚原。绍兴二年(1132) 父张浚授检校少保、定国军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是年,张浚奏迎太夫人即张栻祖母由绵竹家乡来阆中军中奉养,其妻也随太夫人前往,绍兴三年冬,张栻降生于四川阆中。
张栻出生于一个宦官世家。其一世祖张九皋是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曾任唐岭南节度使,由韶州曲江(今届广东)迁长安。传至八世祖张璘,任国子祭酒,随唐僖宗入蜀,由长安徙成都。十世祖张文矩,封沂国公,即为张栻高祖,早逝,夫人杨氏携子由成都徙绵竹,张家遂为绵竹人。曾祖张纮,封冀国公.至和元年(1054)知雷州。祖父张咸,元丰二年(1079)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1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封雍国公。父亲张浚,字德远,政和八年(1118)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后供职高宗、孝宗两朝,曾率军驻守川陕,痛击金兵,威名显赫,官至丞相,封魏国公。逝谥忠献,赠太保,后加赠太师。张浚曾受学于谯定,是程颐、苏轼的再传弟子。著有《紫岩易传》十卷,《中兴备览》四十一篇,另著《论语解》四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等。张浚的门人有王十朋、杨万里、王大宝等。张浚的生平事迹可详见朱熹所作《少帅魏国张公行状》及杨万里所作《张魏公传》。
1134年(绍兴四年,甲寅),2岁。
绍兴四年三月,父张浚受御史中丞辛炳弹劾,罢知枢密院事,提举洞霄宫,居福州。六月,金军主将宗弼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九月,刘豫之子麟引金兵入攻。十一月,高宗思浚前言,乃召浚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入见,高宗手诏辨浚前诬,除知枢密院事。
1135年(绍兴五年,乙卯),3岁。
绍兴五年二月,父张浚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全面主持抗金活动。六月赴湖湘督战岳飞镇压钟相、杨么起义。是年,进《中兴备览》四十一篇,高宗嘉叹,置之坐隅。
1136年(绍兴六年,丙辰),4岁。
绍兴六年正月,父张浚视师荆襄;后被召回朝奏事。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命岳飞进屯襄阳,以准备北伐。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九月督师镇江,伪齐(刘豫)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是年,随父攻读经学。《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云:“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其非忠孝仁义之实。”
1137年(绍兴七年,丁巳),5岁。
正月,父张浚因却敌功,制除特进。未几,加金紫光禄大夫。三月,废黜刘光世,收刘旧部,任命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由于王德位微望轻不足以居郦琼之上。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万人投降伪齐。张浚引咎去位。九月,因处理刘旧部不当,受秦桧排斥,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十月,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贬居永州(今属湖南)。
1138年(绍兴八年,戊午),6岁。
绍兴八年二月,随父抵永州,公祖母亦随迁永州。张栻在答陈平甫的信中说:“某自幼侍亲来南,周旋三十余年…是以虽为蜀人而不获与蜀之土处。”  (《南轩文集》)卷十六)张栻生于西蜀,长于南楚,从小跟随父亲在湖南、广东等地居住。“浚爱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仁义之实。”  (《诚斋集》卷一百十六,《张左司传》)张栻从小在家庭受到孔子儒家忠孝仁义的教育。
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
1139年(绍兴九年,己未),7岁。
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二月,除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九月,至闽中。十月,复观文殿大学士。
1140年(绍兴十年,庚申),8岁。
是年,金朝撕毁和约,进兵河南。南宋政府屈膝投降,以秦岭、淮河为宋金分界。父张浚奏愿因权制变,则大勋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为直指山东之计。
1141年(绍兴十一年,辛酉),9岁。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免奉朝请。
同月,魏公乞祠寓长沙,公随父迁衡阳,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
1142年(绍兴十二年,壬戌),10岁。
是年,父张浚封和国公。并于长沙城南筑尽心堂养亲。
1143年(绍兴十三年,癸亥),11岁。
    随父居长沙力学。
1144年(绍兴十四年,甲子),12岁。
    随父居长沙力学。
1145年(绍兴十五年,乙丑),13岁。
    随父居长沙力学。
1146年(绍兴十六年,丙寅),14岁。
    绍兴十六年七月,父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贬居连州。
是年,张栻随父居连州,从王大宝游学。王大宝,字元龟,潮州海阳(今广东潮安)人,曾知连州,后诏为礼部尚书。父张浚亲授《周易》。以好学闻于上,《鹤林玉露、高宗卷紫岩》云:“宋高宗尝问张魏公卿儿想甚长成。魏公对曰:‘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悟圣人之道。’”
是年,与宋子飞酬喝湟川,作“连州八景”诗。
1147年(绍兴十七年,丁卯),15岁。
随父居连州力学。便能与论道讲学。《宋史·王大宝传》说:“大宝知连州,张浚亦滴居,命其子栻与讲学。”王系张栻之长辈,栻竟能与之论学。
1148年(绍兴十八年,戊辰),16岁。
随父居连州力学。
1149年(绍兴十九年,己巳),17岁。
随父居连州力学。
1150年(绍兴二十年,庚午),18岁。
绍兴二十年八月,徙永州。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
1151年(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9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复观文殿大学士、判洪州
1152年(绍兴二十二年,行申),20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
1153年(绍兴二十三年,癸酉),21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
1154年(绍兴二十四年,甲戌),22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
1155年(绍兴二十五年,乙亥),23岁。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父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
二十三岁,独立著述,理学思想初步形成,是岁所著《悫斋铭》便是他理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其文说:“士或志近,辩给智巧,学之不知,其器不小。天下之理,惟实为贵,实不在外,当悫于己。不震不摇,物敦加之;以此操之,谁回不宜。”在此铭中初步阐述他的理学思想,不仅提出了湖湘学派以“实为贵”的经世思想:而且还提出了“实不在外,当悫于己”的察识涵养的修身为学之方,并以此作为座右铭。
1156年(绍兴二十六年,丙子),24岁。
是年,因祖母张太夫人逝世,随父亲护丧归葬四川绵竹故里。十月,张浚复上书论用兵,受秦桧党羽万俟卨、汤思退汤思退排斥,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父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1157年(绍兴二十七年,丁丑),25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
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戊寅),26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
1159年(绍兴二十九年,己卯),27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时杨廷秀为零陵丞,公与邂逅,为介绍于魏公。
是年,辑录孔于大弟子颜渊的言行作《希颐录》上下篇,图以颜渊为揩棋,致知力行,求很孔子之道。并于是年闻五峰先生胡宏在衡山传程额、程颐之学,遂去信求教质疑。胡宏(1105—1161),字仁仲,祟安(今属福建)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师事二程门人杨时及侯仲良,是二程的再传第子。以父(胡安国)荫补右承务郎。力主抗金,不与秦桧交往,隐居湖南衡山二十余年。是宋代理学中“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其哲学以性、道为最高范畴。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等。全祖望对此人在儒学上的造诣十分推崇,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开湖湘之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
1160年(绍兴三十年,庚辰),28岁。
随父居永州力学。丁母宇文太夫人忧。
1161年春(绍兴三十一年,辛巳),29岁。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在即,宋高宗准备抵抗,旨召张浚在湖南路任便居住,张栻便随父返长沙,寓居城南。十月,父张浚复浚观文殿大学士、任判潭州,十一月改为判建康府,十二月下旬,“采石之战”结束,金帝完颜亮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开始退兵。虽然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但宋高宗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
是年,与父亲张浚创办城南书院。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使之成为“昔贤过化之地,兰芷升庭,杞梓入室,则又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也”。
《城南书院志·城南书院说略》载:“南轩先生为宋名儒,父紫岩(张浚)于绍兴三十一年,以观文殿大学土知潭州,先生随侍,遂家焉。乃即妙高峰之阳,筑城南书院,以待来学者。”
是年,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宏为师,请教二程(程颢、程颐)之学。张栻后来说:“始时闻五峰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已之岁(1161)方获拜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益有在言语之外者,然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卒.”(《文集》卷二十九  《答陈平甫》)胡宏接受张栻为第子后,即向他传授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的理学思想,并对张栻的学问十分欣赏。他在给孙正孺的信中说:“敬夫特访陋居一见真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  (《五峰集》卷二)张栻拜胡宏为师,时间虽较短,但胡宏对张栻理学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张栻和朱熹后来围绕着胡宏的著作《知言》展开了讨论。朱熹在不少地方不同意《知言》的观点,而张栻在继承胡宏思想的同时,对其师说也有所修正。胡宏在接纳张栻为弟子的当年即去世。
《鹤山文集跋南轩与李季允帖》记载说:“南轩受业五峰,久而后得见,犹末与言。泣涕而请,仅令思忠清未得仁之理,盖往返数四君与之。”开初,张栻拜谒胡宏,前两次不见,第三次虽见之于文定书堂,但先生正襟危坐,默然不语,张栻泣涕而请,先生念其一片诚心,乃说: “尔去之后,但思忠清二字可矣”。对此,《宋元学案》也记载说:“初,公见五峰,辞以疾。它日见孙正行而告之,孙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见它说甚”。公方悟不见之因,再谒之,甚相契,遂授业矣。
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壬午),30岁。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父张浚被任命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七月,孝宗以张浚为少傅、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
是年,胡宏逝世,张栻悲恸万分,谓“仅得一再见矣。”永别之情,形于言表。自此以后,他谨遵尊师遗教,以老师为榜样,“反之吾身”,渐渐积识义理之所存。
1163年(隆兴元年,癸未),31岁。
隆兴元年(1163)正月,父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五月,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六月,下诏罪己。张浚降授特进,仍前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
    是年,孝宗皇帝引新科进士吕祖谦入见,从此结下下深厚友谊。
是年,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时孝宗新即位,父张浚被任为枢密使,开府治戎,率师北伐。张栻“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 (《朱文公文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以年少周旋于幕府中,内赞密谋,外参庶务。
是年,与朱熹首次相见。朱熹称“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轩来,某亦赴召至行在,语南轩云:汤进之不去,事不可为。”  (《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三)
1164年(隆兴二年,甲申),32岁。
隆兴二年(1164)三月,父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积极部署抗金措施。四月,被召回朝,随后罢江淮都督府。在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降金乞和。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辛巳,张浚病逝。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著有《紫岩易传》、《中兴备览》、《论语解》、《春秋解》、《中庸解》共52卷传世。乾道五年(1169)谥忠献,赠太保,后加赠太师。
张栻护其父灵柩到潭州衡阳,九月二十日,于途中的船上同朱熹相遇,相与结识。朱熹闻张浚死,又专程到豫章(南昌)祭悼,并护灵至丰城(今江西中部)。在船上,二人相谈十分投契。丧仪结束后,他们又连接长谈三天,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书鸿往来,讨论心性和“已发未发”的问题。张栻帮助朱熹进一步理解了李侗学问中的一些疑难之处。朱熹在《朱文公文集》中写道:“时得敬夫(即张栻)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指延平西林寺,即朱熹求教李侗时所寓之所)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并高度评价张栻“名质甚敏,学问甚正”(《朱文公续集·答罗参议》)。十一月,张栻葬父张浚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今宁乡官山)。
办完丧事年,张栻秉承父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屡次上疏言事,鼓励孝宗坚持抗战决心,总结失败之教训,明赏罚,悦人心,充士气,“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朱文公文集》卷89)他说:“自虏入中国,专以‘和’之字误我大机……谋国者不可以不知也。”(《南轩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朝廷的抗战决心不坚定。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虽折不挠”,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张栻的主战,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宋史·道学三》)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爱护民力,减轻其劳役负担,并且“不伤其财”,减轻其经济负担,让老百姓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后方不稳,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的建议是很有卓识远见的。
1165年,(乾道元年,乙酉),33岁。
居父丧。是年,湖南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连破郴州、桂阳两城,南宋朝廷为之惊慌。立即从前线调兵,并派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前往清剿。朱熹说:“郴寇掩击官军,反为官不所蹙,势已小吜。”  (《朱文公续集》卷五)刘珙向张栻问破起义军之策,张栻为之出谋,辅佐刘珙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朱熹在《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里记述了此事:“始公出幕府,即罹外艰,屏居旧庐,不交人事。会盗起郴、桂间,声摇数路。湖南帅守刘公珙雅善公,时从访问筹策,卒用以破贼.”(《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九)
镇压李金起义后,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潭州岳麓书院,张栻受刘珙之聘,出任岳麓书院主教,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于遐迩,从学者达几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
1166年(乾道二年,丙戌),34岁。
主持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确定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着重大影响。是年,著《诸葛忠武侯传》和《城南杂咏》20首。
1167年(乾道三年,丁亥),35岁。
主持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任湖南提刑,八月,著名理学家朱熹携弟子林用中(字则之)、范念德(字伯崇)从福建武夷山赴岳麓书院向张栻求学,九月抵长沙,向张栻请教纠缠了他多年未解决的“已发未发”的问题,两人相谈论辩,颇为相得。从太极之理,到中庸之义,谈了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此后两人在长沙相研学术,辩论问题两月余,史称‘朱张会讲“或“中和之辩”,开创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之后又踏雪同游南岳衡山,一行数人于十一月六日从长沙出发,十日至十三日到衡山,与林用中一起一路唱诗作和,七天之中,互相唱酬作诗149首。十六日下山,十九日离开南岳,二十三日到槠州,次日,朱熹与张栻告别,同林用中、范念德东归福建。后由张栻作序,朱熹作后记,汇成一部《南岳唱酬集》。朱张游衡山时,彪居正亦来衡山会晤朱熹,因怯寒未上山。
此后十多年中二人经常以书函往来的方式相互切磋,从学术政见到品评人物无所不论,特别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从理解到字义、词章,都反复交换意见。朱烹尝说张栻对自己“多有启益”。可惜张栻死得太早,朱熹十分惋惜地说:“使敬夫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后来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自南轩出,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过者裁之,归于平正”(《宋元学案》卷15)。《宋史·道学传》说:“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不但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而且还认为“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并且“所见卓然,议论出人表。”这说明朱熹所以能集理学之大成,也与张栻有着密切联系。《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这是不无道理的。
是年,静江知府张维重建府学于桂林城西始安郡故址(今桂林中学),张栻为之作《重修府学记》。
是年,作《经世纪年》。
1168年(乾道四年,戊子),36岁。
讲学于城南书院。作《讲义发题》,以此作为书院的教材,后被编入《孟子说》为序。并为刘珙作《敬斋铭》,提出敬是存心的关链、孔子学说的渊源。这是从周敦颐的主静说而来。又为魏元履作《艮斋铭》。朱熹对张栻在《艮斋铭》中提出的先察识后行养,即先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和发现善的苗头,然后对此良心发见处加以培养扩充,体认性之大本的修养方法作了肯定,他在《答程允夫》的信中说:“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呵及。….·如《艮斋铭》便是做工夫底节次。”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但不久朱熹又认为张栻先察识、后存养的方法不妥,其失在于超越次第,流于虚谈。此后,朱熹与张试围绕着致察、操存之序,末发、已发等中和之义,通过书信往返展开了讨论。是年张又作《郴州学记》。
1169年(乾道五年,己丑),37岁。
长沙之会后,张栻在理论上渐渐靠近朱熹一边,并转而与朱熹一道共同质疑胡宏的《知言》。朱熹因“己丑中和之悟”,开始置疑《知言》,并与“湖南诸公”商榷,湖南学者皆以朱熹非,独张栻渐以为然,并与朱熹、吕祖谦一道开始质疑《知言》。张栻一方面进一步精研工夫论问题,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强调经世致用的湖湘传统,把经世致用推向更高的历史高度。
是年,经刘珙推荐,除知抚州,未及上任,又改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到任即访民疾苦,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朱文公文集》卷89)。
是年,吕祖谦(1137一1181)山任严州教授。两人关系密切,相与论学。吕祖谦从经传中辑录关于父子兄弟夫妇人伦之道的内容,编为《阃范》一书,张栻为之作序,称此书行于世,家当藏之,人当学之。以此宣传理学的人道思想。作《桂阳军学记》。
1170年(乾道六年,庚寅),38岁。
是年,招为吏部员外侍郎,并暂时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讲。在京一年,得孝宗召对达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谈。” 在这段时间,他做了几件很出色的事。
第一件是在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虞允文认为敌势衰弱可图,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金国,以索取徽、钦二帝陵寝为名,要金人归还洛阳、巩县等失地,“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宋史·道学三》)。独张栻不怕打击排斥,进见孝宗皇帝,陈述了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同上),张栻答对说:“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却知之矣。”孝宗曰:“何也?”张栻答曰:
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盛,而国家兵弱财匾,官吏诞漫,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今日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处,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同上)。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内连年天灾严重,民贫日盛,国家兵弱财匾,并且官吏荒诞很不可靠。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没有足以屈服敌人的实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修德立政,用兵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先作好准备,使自身有了足够的实力,才可战服敌人,收复失地。孝宗为他的高见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切实际的错误意图。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际是大量掠取州县财赋,致使远近骚然,士大夫争相指责其为害,张栻也向皇帝陈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正志的蛊惑,认为只是取之于诸郡县的财赋,不是取之于民。张栻说:“今日州郡财富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缺,不过巧为名色取之于民耳!”孝宗矍然曰:“如卿所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事后经过查实,确实如张栻所言,便停止了此项弊政。
    第三件事是朝廷准备用宦官张说除签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起草奏疏,极陈其不可,并在第二天早朝中,当面指责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辅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同上)弄得堂堂宰相“惭愤不堪。”接着再上奏劝阻皇帝不可用张说掌握枢密院,终于使孝宗省悟,制止了这次任命。但自此以后便和虞允文结下怨恨。
是年,朱熹将周敦颐以《太极图》与《通书》合为一篇,题为《太极通书》。张栻为之题跋,并将《太极通书》刻于严州学宫以教学者。跋中称:  “天命流行之体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该贯,非阐微极幽,莫能识其指归也。  (《文集》卷三十三)这里所指的天命即指天理,张栻宣传的是天理论的宇宙现。
是年,作《静江府学记》。
1171年(乾道七年,辛卯),39岁。
受左相虔允文排挤除知袁州(今属江西宜春),冬,还长沙,主教岳麓、城南两书院。 湘中大旱,农民大量逃亡。张栻对此种情况十分关心,当时朱熹正在兴办“社仓”(由封建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筹划,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年成不好,则利息减半,遇饥荒年则全免利息,然后用产品偿还)。他十分赞同这种作法,认为它能减少农民流徙,还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剥削和土地兼并。张栻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
是年,作《诛泗言仁序》、《主一箴》。张栻的《主一箴》直接影响到朱熹,后来朱熹根据张栻的《主一箴》作《敬斋箴》,闻发自己的持敬理论。
1172年(乾道八年,壬辰),40岁。
刘珙复知潭州,再次整修岳麓书院。张栻来往于岳麓、城南两书院,教授学者。
是年八月,朱熹将自己过去与张栻讨论《中庸》已发、末发和察识、涵养之序的往来书信汇编为《中和旧说》,并为之作序。序中朱熹检讨了自己过去的认识,也就是受张栻影响形成的观点。并谈到“已丑之悟”(1169)以后的新观点.序中称张栻接受了朱熹“已丑之悟”后的新见解,  “钦夫复书深以为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和旧说序》)。张栻又在此年与吕祖谦等人讨论存养、省察之功,认识到自己过去存养处不深厚的毛病,提出存养、省察相兼并进,与朱熹的思想基本倾向一致。张栻并与诸学者讨论理学的居敬修养工夫。是年,张栻作《四益箴》、《尊美堂记》.并为十三年前所作的《希颜录》题跋。
1173年(乾道九年,癸巳),41岁。
主持岳麓书院。作《南轩书说》。朱熹于此时作《仁说》,张栻与朱熹书信往返,继乾道三年两人辩仁之后,又相与辩论仁说大意。其后,张栻乃改定自撰的《仁说》。仁在宋代理学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张、朱两人围绕着仁展开的讨论,使双方都在考虑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了自己的《仁说》。这样,两人的仁说理论更加精致。    张栻于这年先后完成和最后改定了自己人的代表著作《南轩论语解》和《南轩孟子说》。这两部书的写作延续多年它们的完成标志着张栻理学思想的最后确立和趋于成熟。张栻的理学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二者挥然不可分。张栻的理学和哲学不仅是对二程、胡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他与朱煮、吕祖谦答众多学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互相交流、互胡影响、互相启发的结果和产物。
1174年(淳熙元年,甲午),42岁。
居长沙。作《江陵府松滋县学记》、《创州复旧学记》。这时张栻已退居长沙三年,“上复念公”,乃召除旧职,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经略安抚广南西路。
《宋史·道学三》载: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
1175年(淳熙二年,乙未),43岁。
赴静江府任。张栻称:“淳熙二年之春,某来守桂。”(《文集》卷十,《尧山漓江二坛记》) 是指张栻在诏除旧职的第二年来到桂林一任。广南西路离朝廷绝远,在当时属边远地区,所统州有二十五个。当地习俗尚仇杀,互相争斗,并时而发生边民掠夺行为。张栻到任后,精简州兵,汰冗补阙。又传令各溪洞的酋长头领,喻之以大义,归劝他们互相之间消除积怨,和睦相处,爱惜人命,为子孙长久文宁之计’,不得相互虏掠,仇杀生事,随后张栻又派兵谨关防,以备不测,并捉拿反抗的边民。各头领见状安分守己,边民逃逸者自动归案,于是广西境内清平,方外柔服,社会治安得到治理。
当时朝廷在广西横山地区买马,时间一久便产生了弊病使得边区百姓不满,而朝廷又没有马用。在运马的途中,马常常死在半道。张栻深入调查,掌握了其利弊六十余条如水旱路运送过程中的问题、等量支付问题等。上奏革其弊。于是边民感悦,争相以善马卖给朝廷。运马路上马无滞留,人知爱惜,以后便没有发生马死在路上的事。
同时还发布《谕俗文》说:“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恶僧邪说,以致害人致死。”明申要对那些“班惑百姓”的“师巫”、“恶僧”重作施行,《谕俗文》又说:“访闻乡落愚民诱他人妻室贩卖他处”,明申对拐卖人口者要“严行惩治”。还规定对婚丧葬礼中存在的“竭产假贷,以侈糜相夸”的有害风俗,要加以“制抑”,严申“若有不俊,当治其尤者以正风俗。”(《南轩全集》卷15)。
七月十五日(8月21日)焚毁资庆寺所藏袈裟,禁绝晒佛衣盛会。
是年,张栻还于静江学宫明伦堂旁立周敦颐、二程“三先生祠”,并为之作记,袁彰三人在理学道统中的重要作用和功绩,称“师道之不可不立”  (《文集》卷十),在士子中传播理学的思想。是年,张栻作《韶州濂溪川先生祠堂记》、《无倦斋记》。
1176年(淳熙三年,丙申),44岁。
知静江府任上。胡大时辑其父胡宏的诗文为《五峰集》,张栻为之作序。张栻送其弟子游九言赴官九江,游九言在张栻幕下相从一年,胡大时、游九吉均为张栻高足。
是年,重修静江府学,约朱熹作《重修静江府学记》。
1177年(淳熙四年,丁酉),45岁。
知静江府,作《雷州学记》。张栻的曾祖张纮曾于至和元年以殿中丞知雷州。淳熙四年,知雷州李茆重修州学宫,张栻为之作记。又作《钦州学记》。
1178年(淳熙五年,戊戌),46岁。
孝宗闻张栻治理静江有方,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安抚本路。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期间,“一日去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纵贼者罢之。当时有金国官员入境,勾结宋朝京西路的流昆盗劫杀人,他们斥夺财物,杀死县令,归途路过荆测湖北路时,被张栻派人拿获。张栻下令把里通敌国的贼人斩首示众,而缚其金人放回。金图得知后,叹曰:南朝于是为有人矣。荆湖北路离边关不远,虽驻有大军,但主兵官与帅守不和。张栻以礼遇待之诸将,尽得诸将欢心。又因亲兵及义勇民兵近年停止训练,不足以依赖,张栻一面对土卒的私人生活体贴照顾,一面又利用农闲操练武事.并使赏罚分明,慰谕有加。于是将士感悦戎容政日修。
是年八月,张栻因有事来到江西宜春,其弟张杓正在此地知袁州。张杓新建成袁州州学。受袁州教授李中之请,张栻为之作《袁州学记》。又作《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
1179年(淳熙六年,己亥),47岁。
三月,朱熹出任知南康军,立周敦颐祠于学宫,来信请张栻作记。因周敦颐曾在南康做过宫,张栻对此非常重视,作《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以宣扬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并表彰周敦颐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周敦颐在北宋时社会地位并不算高,经南宋张栻、朱熹等人的表彰,俨然以理学开山祖的面目出现,从此才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尊祟。
是年,多次弹劾信阳守刘大辩“估势希赏,广招流民,夺户熟田”。
是年,长子焯去逝。心情极度悲伤,不闻国论。
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抱病书写“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刘公神道碑”篆文碑额。
1180年(淳熙七年,庚子),48岁。
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今属湖北)知府,本路安抚使,以病请祠,改授右文殿修撰、提举冲佑观闲差以养病,未及拜命,于二月二日病故,终年48岁。对张栻之死,朱熹、吕祖谦极为悲痛。吕祖谦听到张栻讣告时,“适方饭,惊愕气通,手足厥冷,几至委顿”(《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在他给朱熹的信中,连呼:“痛哉!痛哉!”。当时吕祖谦本人也已身染恶疾,一度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右肢风痺”,吃饭穿衣都要依赖家人的帮助。然而为了表达对张栻的悼念之情,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虚弱风痺之病体,在病榻上撰写了情真意切的张栻祭文。“虽病中语言无次序,然却无一字妆点做造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完全是内心真实情感之流露,并为自己平时没有将张栻文稿抄录留存而后悔不已。他乞咐朱熹说:“张五十丈遗文告趁郡中有笔力早写一本见示,极所渴见,不必待编定,亦不以示人。其方无恙时,谓相见之日长,都不曾抄录,今乃知其可贵重也。”(《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四《与朱元晦》)。朱熹则为之失声痛哭,并怀着深厚的感情再为张栻撰了神道碑文《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极力推崇张栻的理学思想及他的为人之道。熹与友书,谓为吾道益孤。
张栻死后,其弟张杓护丧归葬于其父张浚墓侧,当张栻的灵枢从江陵运出时,当地百姓挽车号哭,悲哀之声数十里不绝。孝宗皇帝闻讣后,“亦深为磋悼”,各地贤士大夫纷纷挥泪致哀,而张栻治理过的静江百姓“哭之尤哀”。这表明当世对张栻的崇敬之情。
张栻一生所著甚丰,有《南轩文集》48卷、《论语解》10卷、《孟子详说》17卷、《通鉴论笃》4卷《太极图说》、《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经世纪年》等刊行于世。其在理学上的研究,连理学大家朱熹也自愧不如,曾说:“已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如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


宋宁宗嘉定间(1208-1244)追赐谥宣,理宗淳祐初(1241-1252)诏从祀孔子庙。景定二年(1261年)封华阳伯,从祀孔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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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1165年-1173年)是南宋皇帝宋孝宗赵昚的第二个年号,共计9年,重大事件为乾道三年--郝大通皈依全真教。






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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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乾道

  • 历时
    9年


  • 时期
    1165年-1173年

  • 重大事件
    乾道三年--郝大通皈依全真教






目录
1纪年
2大事记
3并存年号
4相关年号




折叠编辑本段纪年
乾道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公元
1165年
1166年
1167年
1168年
1169年
1170年
1171年
1172年
1173年
干支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折叠编辑本段大事记

乾道三年--郝大通皈依全真教,数年后继承成为掌门人。



折叠编辑本段并存年号

利贞(1172年至1175年):大理-段智兴之年号

大定(1161年十月至1189年十二月):金-金世宗完颜雍之年号

天盛(1149年-1170年):西夏-夏仁宗李仁孝之年号

乾佑(1170年正月至1193年十二月):西夏-夏仁宗李仁孝之年号

崇福(1164年至1177年):西辽-承天后耶律普速完之年号

政隆宝应(1163年至1174年):李朝-李天祚之年号

长宽(1163年三月二十九日至1165年六月五日):日本二条天皇年号

永万(1165年六月五日至1166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二条天皇与六条天皇年号

仁安(1166年八月二十七日至1169年四月八日):日本六条天皇与高仓天皇年号

嘉应(1169年四月八日至1171年四月八日):日本高仓天皇年号

承安(1171年四月二十一日至1175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高仓天皇年号



折叠编辑本段相关年号

年号

起讫时间

使用时间

备注


宋高宗(在位:1127年-1162年)


建炎

1127年-1130年

4年


绍兴

1131年-1162年

32年

三十二年六月宋孝宗即位沿用


宋孝宗(在位:1162年-1189年)


隆兴

1163年-1164年

2年


乾道

1165年-1173年

9年


淳熙

1174年-1189年

16年

十六年二月宋光宗即位沿用


宋光宗(在位:1189年-1194年)


绍熙

1190年-1194年

5年

五年七月宋宁宗即位沿用


宋宁宗(在位:1194年-1224年)


庆元

1195年-1200年

6年


嘉泰

1201年-1204年

4年


开禧

1205年-1207年

3年


嘉定

1208年-1224年

17年

十七年八月宋理宗即位沿用


宋理宗(在位:1224年-1264年)


宝庆

1225年-1227年

3年


绍定

1228年-1233年

6年


端平

1234年-1236年

3年


嘉熙

1237年-1240年

4年


淳佑

1241年-1252年

12年


宝佑

1253年-1258年

6年


开庆

1259年

1年


景定

1260年-1264年

5年

五年十月宋度宗即位沿用


宋度宗(在位:1264年-1274年)


咸淳

1265年-1274年

10年

十年七月宋恭帝即位沿用


宋恭帝(在位:1274年-1276年)


德佑

1275年-1276年

2年


宋端宗(在位:1276年-1278年)


景炎

1276年-1278年

3年


赵昺(在位:1278年-1279年)


祥兴

1278年-1279年

2年


展开

[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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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 :政治人物




赵昚(shèn),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宋太祖七世孙。生于建炎元年十月廿二(公元1127年11月27日,崩于绍熙五年六月初九(1194年6月28日),南宋第二位皇帝(1162年7月20日—1189年2月18日在位)。宋孝宗是南宋最杰出的皇帝,在位27年,宋孝宗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在内政上,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史称“乾淳之治”。

南宋绍熙五年宋孝宗(1194年)病逝,终年68岁。谥号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永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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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 中文名
    赵昚

  • 别名
    宋孝宗

  • 国籍
    南宋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公元1127年11月27日

  • 逝世日期
    1194年6月28日

  • 职业
    皇帝






目录
1生平
2为政举措
3功绩
4宋孝宗的评价
5最节俭的皇帝
6抗击金兵
7皇权得与失
8孝宗手迹
9乾道元宝
10其它评价
11社会评价
12家庭情况




折叠编辑本段生平

(图)宋孝宗
宋孝宗登基后,定年号“隆兴”,立志光复中原,收复河山,遂恢复名将岳飞谥号“武穆”,追封岳飞为鄂国公,并在临安建岳王庙。剥夺秦桧的官爵,并且命令老将张浚北伐中原,但在符离遭遇金军阻击,大败。 接着金军趁胜追击,南宋军队损失惨重。宋孝宗被迫于隆兴二年(1164年)和金国签订“隆兴和议”。次年改元“乾道”,并又任用王淮理财备战。乾道年间,由于没有战事的干扰,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一改高宗朝时贪污腐朽的局面。由于宋孝宗治国有方,所以使南宋出现“乾淳之治”(乾:乾道,淳:淳熙)的小康局面。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高宗病卒,孝宗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敦参预政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2月又禅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后,是为宋光宗。孝宗自称太上皇,闲居重华殿,继续为高宗服丧。光宗与孝宗不和,长期不去探望孝宗。为此,孝宗闷闷不乐而起病。最终在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6月,孝宗逝于临安重华殿。



折叠编辑本段为政举措

(图)宋孝宗赵昚

宋孝宗赵昚是宋太祖的七世孙,赵德芳的后人。宋高宗在扬州逃跑时因为受到了惊吓,失去生育能力。唯一的独子又在苗刘之变后死去。而宋英宗的后人,在靖康之变后基本被金人一网打尽押往北方。最主要的是,出使金国的使回来后说,金太宗长得酷似宋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 于是高宗说,太祖大公无私,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于是从太祖的后人中选拔,最后只剩下一胖一瘦两个小孩。高宗开始中意胖小孩,两个孩子在宫中站着,突然来了一只猫,瘦孩没动,胖孩子却伸脚去踢猫。这件事,让高宗对胖孩子好感全无,把瘦小孩就是赵昚留了下来。留在宫中的赵昚,从小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长大后封公,后来被进封为郡王。这位天资聪明的准皇储确和权臣秦桧关系很僵。主要是赵昚比较厌恶秦的屈辱求和。而秦也顾忌赵昚能力太强。赵昚的生父病故,秦桧于是上奏要求赵昚守制3年,因为赵昚的皇太子身份并未确定,所以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秦是想借机免去他的皇储身份。但高宗显然不为秦所动,守孝期满,赵昚就继续回宫。后来,秦桧病重,是赵昚及时得到消息,通知了高宗,高宗亲自去相府探视,粉碎了秦和他的爪牙准备让秦桧儿子当宰相的企图。赵昚被养在宫中将尽20年,却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份。主要原因有3。首先就是高宗还是抱有幻想,想自己争取再生个儿子出来。其次秦桧的强烈反对。再次是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不喜欢赵昚,而喜欢另一个养育在宫中的赵琢。直到韦太后死去。高宗使出了最后一招,给两位准继承人每人送去美女10名,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琢的那10个都不是处女,而给赵昚的那10个都是完壁(赵昚是听从了史浩的意见)于是,确立了赵昚的皇太子地位。2年后,金海陵南侵,高宗又准备下海逃命,皇太子赵昚上书,要求自己率兵迎敌。事先不知情的史浩知道后大惊,担心犯了大忌,赶快让皇太子上书谢罪,并要求随皇帝一起出征。 金兵退走后。高宗决定禅位给赵昚,自己退居太上皇。36岁的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在军事上,1严肃军纪2培养军事人才3提高军队战斗力在孝宗派遣使者,想通过外交努力收回河南地,改变不平等地位失败后。孝宗在经过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后,决定北伐。张浚坐镇扬州。20多年前的张浚也是负责对金作战的全局筹划工作,当时他手下的将领有岳飞,韩世忠刘琦这样的名将。而20多年后,当年意气风发的张浚也老了,手下的将领也只有李显忠和邹宏渊了。宋军初战告捷,收复了灵壁和宿州。但金国很快在河南调集了兵力,反攻。因为李邹不和,宿州失守,接着宋军又在符离溃败,北伐失败。主和派看到战争失败,又重开求和论调,于是主和派开始占上风。主战派不甘妥协,坚决作战。孝宗试探了金国的议和条件,觉得太苛刻,不能接受。但此时,宋在北伐失败后,已无力再打下去了。金又乘机继续进攻宋,宋岌岌可危。最后,孝宗答应了金国稍做退让的议和条件,就是将完颜亮入侵后,宋收复的唐,邓,海,泗四州还给金国。改宋对金称臣为叔侄之国,将岁贡改为岁币,数量比以前减少20万。将秦,商二州的土地割让给金。此时的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一批支持孝宗恢复的老臣相继去世,又使其辅弼无人。而且他的生母,皇后,太子都相继谢世,家庭生活也不幸福。孝宗虽然被迫向金屈服,但无时无刻不想着恢复。但张浚,陈康伯死后,却没有符合孝宗自己意图的人当宰相。最后选用了陈俊卿和虞允文,但他俩虽然都是主战派但却不和。最后陈去职。而且孝宗重用自己当皇子的旧人,龙大渊和曾觌。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两个小人,以善于察言观色,讨得皇帝欢心,人品都不佳。最后孝宗被迫,把他俩外放出去。



折叠编辑本段功绩

(图)宋孝宗

宋孝宗为了恢复,首先从整顿内政入手,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减冗官,又严格控制萌补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员儿子即可当官的情况没有了。对官吏还经常考察实际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改革财政,增加纸币,出售官田。

军事上,整军兴武,宋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又先后派遣使臣范成大和赵雄,出使金国。首先是要回河南,其次是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使臣递交国书时,亲自下殿去取的礼仪。这两条都遭到了金世宗的拒绝。在孝宗想和平达到目的未能实现后,只好寄托于武力解决了,于是又开始整军备战。他准备让虞允文率一军从陕主攻,自己亲领一军在淮南出师,兵分两路伐金。正当他等待虞允文的消息时,虞允文却在四川病死。致使孝宗的计划成为泡影。

虞允文的死,对孝宗打击很大。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北伐了。为政求稳,渐趋于保守。对与金的礼节问题也不再强求力争。将全部精力全都转移到内政建设上。可能他想将这个任务(恢复)留给自己的继承人吧。太上皇高宗病死后,孝宗也倦政了,两年后传位光宗。在当了五年太上皇之后,孝宗病死。



折叠编辑本段宋孝宗的评价

宋孝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秦桧为相十余年,将朝中的主战派,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孝宗帅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主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高宗一直健康的活着,一直影响着他。高宗坚决反对主战,甚至对孝宗说,大哥,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孝宗不可能一点都不听。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孝宗碰上了小尧舜金世宗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相比两宋的其他皇帝,孝宗更让人同情些。[1]



折叠编辑本段最节俭的皇帝

宋孝宗赵昚(shèn)是南宋第二位皇帝,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宋孝宗“性恭俭”,就是恭谨俭约的意思,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宋孝宗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宋孝宗认为“我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 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宋孝宗不但节俭,而且尊佛崇道,除奸邪褒忠良,昭雪冤案,励精图治,使南宋出现了“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节俭需要首先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念,这样才能保持节操,培养德行,所以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俭以养德。”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说法,意思是:节俭,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而且人的福德是有限的,珍贵的,所以更不可不珍惜。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像孝宗赵眘,原名伯琮,为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代自真宗开始,皇位一直在太宗一系传承,到高宗时,由于独子赵旉夭亡,大臣们建议从太祖的后代里选立继承人。绍兴二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高宗选中,育于宫中,36岁时被立为太子,改名为眘,同年登基。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战与和:收拾旧山河的艰难曲折。[2]



折叠编辑本段抗击金兵

(图)宋孝宗

宋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宋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宋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大计。张浚,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畏惧他。秦桧当政,张浚遭到排挤,被迫离开朝廷。 孝宗久闻张浚的威名,内心早已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浚莫属。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尊敬与信赖,令压抑已久的张浚兴奋不已。他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力量大大增强。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

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史浩曾是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他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他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 定了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 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1000钱,每人平均只得300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隆兴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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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二十三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13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 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绝然不同。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朝议和。隆兴元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宋孝宗

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 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抃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同意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 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1189),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折叠编辑本段皇权得与失

宋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 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隆兴、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折叠编辑本段孝宗手迹

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 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颙(yóng)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颙素来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颙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颙受贿的确凿证据,孝宗才意识到错怪 了叶颙,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间,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颙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



折叠编辑本段乾道元宝

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颜观色,深得孝宗欢心。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乾道三年(1167),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乾道四年,龙大渊死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淳熙六年(1179),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 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孝宗大失所望。淳熙元年,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综观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折叠编辑本段其它评价

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孝宗大失所望。淳熙元年,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

编辑本段



折叠编辑本段社会评价

综观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折叠编辑本段家庭情况

七世祖宋太祖赵匡胤六世祖秦王赵德芳父赵子偁养父宋高宗生母张氏

后妃

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成肃皇后谢氏:光宗年间为皇太后,宁宗为太皇太后,嘉泰三年崩蔡贵妃,初入宫为红霞帔,封和义郡夫人,晋婉容。淳熙十年冬,晋贵妃。十二年秋薨逝。李贤妃,初入宫为典字,转通义郡夫人,晋婕妤。淳熙十年卒,追赠贤妃。

庄文太子赵愭(乾道三年薨)魏惠宪王赵恺(次子)宋光宗赵惇(三子)邵悼肃王赵恪女嘉国公主,绍兴三十二年卒。次女出生五个月而夭折,还未来得及册封。






宋朝君主
追尊
赵玄朗(宋圣祖)
赵朓(宋僖祖)
赵珽(宋顺祖)
赵敬(宋翼祖)

赵弘殷(宋宣祖)

统治
赵匡胤(宋太祖)
赵炅(宋太宗)
赵恒(宋真宗)
赵祯(宋仁宗)

赵曙(宋英宗)
赵顼(宋神宗)
赵煦(宋哲宗)
赵佶(宋徽宗)

赵桓(宋钦宗)
赵构(宋高宗)
赵旉(宋简宗)
赵眘(宋孝宗)

赵惇(宋光宗)
赵扩(宋宁宗)
赵昀(宋理宗)
赵禥(宋度宗)

赵显(宋恭宗)
赵昰(宋端宗)
赵昺(宋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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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8 09:5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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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3 17:47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7-12-26 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7-12-26 09: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投足西山,不能不驻足于山下的渌江书院。那里曾经涵茹着与岳麓书院一样的灿烂和辉煌。
    宋代以前,地处湘东腹地的醴陵属于瘴疬卑湿、榛狉草莽的南蛮之地,先进的中原教化,跌跌撞撞地越过长江后,到达醴陵时已成了强弩之末。
    自南宋始,小小的醴陵一口气兴创了九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即使在清初“不许别创书院”的文教控制政策之下,固执的醴陵人还是创建和重修了五所书院。其中,位居西山脚下的渌江书院因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高、培养出的人才最多而成为湘东子弟求知究学的首选之所。
    绕过诸般因素而直观地究询渌江书院兴盛的缘由,不能不归功于理学在醴陵的广泛传播,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来自于朱熹、张栻、吕东莱“东南三贤”及明代王阳明在西山的设坛讲学。尽管这些文化大师飘逸的身影时常出没于许多比渌江书院更为出色有名的文化场所,他们的家乡也都离醴陵很远很远,但他们却用各自的文化品格和思想光华点化出渌江书院的神韵和灵性。
    朱熹是理学的掌门人,是中国文化史上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宗师,他的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新生的文化力量。曾被人遗弃的文化传承在历史的灰烬中复活了,持续到今天也没法消磨。按理象渌江书院这样等级的书院吸引不了他的视线,一来南有紫阳,北有岳麓,东有白鹿,那些著名书院有更多期待企盼他的目光;二来他还得操持一份泉州同安主薄的吃饭差使。他的西山之行,缘起于他在两年前访学南岳衡山时,打听到好友张栻徙居衡阳后正讲学于潭州的信息。
    张栻是当朝宰相张竣之子,也是同朝著名诗人陆游的文友,虽出身豪门却一心向学,他是同时代为数不多有着与朱熹相近的学术思想的知名学者,在理学史上有着与朱熹一样的重要地位。为了这次与张栻的聚会,朱熹足足准备了两年,最后终于在1 1 6 7 年8 月从福建崇安出发,不远千里朝西山走来!
    风云际会,山岳生辉,两位中国学术文化的顶尖人物在西山脚下发生了激烈的学术碰撞。他们把各自最精密、最尖端的学术思考以诘究商问的方式自由地呈现于渌江书院讲坛,使“肃衣冠而至”的渌江学子领略到理学最精髓的学术思想,饱览大儒们的气度和风采。
    那一年朱熹三十七岁,张栻三十四岁,两人都处于难以被对手降服的年龄,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移师北上,继续设坛于岳麓书院,完成在中国文化史上极富盛名的“朱、张会讲”。
    人们目送朱熹的背影消失在北上岳麓的夕阳中,却日益滋长着对朱子的崇拜和景仰。次年一些醴陵人就捐钱捐粮,在朱熹设坛的地方立起了朱子石像,尔后又以朱子亭以“祠之”,甚至在他们同游南岳后进入醴陵县境依依作别的小镇,人们也为朱熹建亭以示留念,乃有了朱亭(今属株洲)——今京广线上一小站的地名。值得庆幸的是,自宋以后历朝历代,即使是救死不暇、炮火喧嚣的战乱年代,渌江书院的师生们都象保护自己的祖宗牌位一样保护着朱子的石像。这其中躲过了日寇的铁蹄,也熬过了文革的文化浩劫。
    我常常伫立于朱子的石像前,祈求浮躁的灵魂得到来自八百余年历史的抚慰,企望获得关于近代醴陵人才辈出的学术感悟。今天就是朱子的石像也成了价值不斐的文物和渌江书院的镇院之宝,属于全球保存完好的三座朱子石像中的一座,即便是朱熹故里的福建龙溪,那里的朱子塑像也只不过是从醴陵西山盗取的当代“膺品”。
    可悲的是,当今之世一班无懒之徒在月黑风高之夜竟对朱子石像也打起了歪主意,虽然没能得逞,但对极力宣扬“人性皆善”和主张人格塑造的朱熹是何等的亵渎和不敬?也可知当今的功利物欲是何等的泛滥成灾,闹得一班不屑子孙竟如此的嚣张和不“善”,真是令人齿寒!
   

    朱、张会讲后的第七年,张栻离开潭州成为钦定的抗金将领,但秦桧当道,终无大成;后来他又冒死进谏,指望用理学来鼓动庸腐的皇帝能坚挺起来,但学人最终收获的只有一片阴冷的哀伤,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1194年,朱熹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复聘掌岳麓书院,醴陵成了他统辖的地盘,渌江书院成了他垂直管理的基层。这时离历史上的“朱、张会讲”已相隔整整二十七年,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位沧桑满怀、慈眉善目的老人。
    与上次到西山不同的是,朱熹在渌江书院找到了更多的崇拜者和知音。眼前到处是琅琅的读书声和通文理懂教化的士人绅宦,陪侍他身边左右的两位学生竟也都是醴陵人。一个是吴猎,一个是黎贵臣。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栻学术真传的第一人,“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之。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宋元学案》卷六十九)不久朱熹干脆把吴猎推为自己在岳麓书院的继任人,使吴猎日后成为岳麓巨子和湖湘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另一位黎君臣,也是“从朱子业,讲明道学,士类多宗之”。朱熹特意为他颁发了《委教授置岳麓书院牒》,嘱咐院方特意为黎“置额外生十名,以处四方游学之士”(《醴陵县志》页八一0 ),甚至朱熹还为他安排了斋舍、几案、床塌等日常用具,可见对黎的器重赏识。
“紫阳朱子知潭州,吴黎二公相从游。”
                                                         (《宋史•吴猎传》)
    然而这时的理学被朝庭视为伪学,进而升格为“逆党”,生命的豪气在滚滚的红尘浊浪中被耗散和磨灭,在官场遭到小人暗算的老年朱熹,总算从两位醴陵籍弟子身上找到了几分慰藉。
    朱熹拖着沉重的步履在吴猎、黎贵臣两位爱徒的搀扶下,平平仄仄地再一次迈进了渌江书院,他长久地停留在自己的石像前,酸楚和悲凉不时在他心中涌动:
“苍颜已是十年前      
把镜回看益怅然     
   临深履薄量无几,
    且将余日付残篇。”
                                                                                                  (《醴陵县志》卷四)       
    白发苍颜的朱子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却凭添许多对尘世的喟叹悲吟。哼一声“且将余日付残篇”,呛下坛中的西山弟子一行行酸泪来!
    五年后,当众多的渌江书院弟子在政坛中开始扬名立万时,开醴陵一代文风教化之先的朱熹客死建阳。他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一座更为偏僻的书院。
    与朱熹、张栻齐名的吕东莱,他与西山和渌江书院的牵连既让人有几分惊愕,也觉几分滑稽。这位博古通今,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与陆九渊心学相犄角的浙东学派婺学的创始人,在人世只拥有四十四个短暂的春秋,然而他却把他短促人生中最精华的部分,莫明其妙地奉献给了渌江书院和醴陵人。
促成吕东莱从千里之外的家乡浙江金华来到醴陵的最初动机,仅缘于1167年的第一次朱、张西山会讲。他对朱熹心仪已久,而朱熹也评价吕子之学是“足以范俗而垂世”。吕氏为学主张事功,强调经世致用,后来朱熹曾严厉地批评过他,但二人关糸并没有受到影响。作为两大学派的掌门人,他们之间的学术观点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面地进行商榷和讨论。事实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对恃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持久、最精彩的部份。于是他们一个北上,一个东来,最后选择了西山脚下作为会面之所。      
    记得在我小时刚懂事不久,乡间也没有更多适宜儿童的游艺生活,腻烦那些老掉牙的夜间捉特务、斗牛角和偷桃摸李的小把戏。于是,一幕《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被我们瞧得烂熟。一遇放电影,就常常踢着一双母亲纳成的粗布鞋坑坑洼洼地追到几里外的筒家冲、夫子坡、东莱桥,然后在一路瞌睡和一路兄长们的呵斥声中摇摇摆摆地撞进家门。到了进大学对中国历史有了狂热的兴趣后,才逐渐明白简家冲、夫子坡、东莱桥这些再熟悉不过的地方竟与一代宗师吕东莱有着异乎寻常的关连。
    原来待东来的吕东莱匆匆赶到渌江书院时,酷暑已过乃是红叶满阶的秋天了,朱、张的讲学也移坛北上,而朱子在渌江书院掀起的理学热潮已挤兑了浙东学派的位置。于是,进退两难、气胀莫明的吕东莱不甘心地在醴陵治北三十里的简家冲择址另立书院,取名东莱书院,借以与自诩正统的渌江书院相抗,用醴陵人还不太习惯的金华话大讲他的浙东学说。这样,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思想的理学和心学的学术对恃在醴陵衍化成两个书院之间的竞争,大家一南一北,各摆各的谱,各传各的道,一时好不热闹。
这一年吕东莱刚好三十岁整,没有想到东莱书院刚一开张,“醴人士望风景从,争相亲炙”(《醴陵县志》页286)。脱不了干系的吕子只好做上三年侨醴的寓公,一位声震宇内的文化大师不得不屈就于湘东红壤松泉中的陋室里,而这时的朱熹早已驰骋于其它书院名门之间,令脱身不得的吕子好不懊恼!后来,渌江书院缺员,憨厚的吕东莱又不得往返于渌江、东莱,苦苦支撑着两爿讲台。
    再后来,吕东莱以中间人的身份,于江西上饶鹅湖寺邀约朱熹和陆九渊相会,企图调和二者日益激烈的关于治学方法的论争,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上对后世治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鹅湖之会”。两位拥有无数追随者且正处盛年的文化大师隔案而坐,在神灯佛火、呗语缭绕中以恳直率真得近乎尖刻的语言在不伤及双方人格的氛围中展开了学术交锋,比陆九渊大九岁的朱熹首先发话:“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马上反击,认为朱子的“博”“约”观是舍本逐木,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接着朱熹指责陆学太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博深沉”,陆却驳斥朱学太支离,“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显然,当时的论辩异常激烈,两位大师的对话并没有拉近双方的距离,作为调停人的吕东莱最后也只得怏怏而归,但他从这次论辩中却获益匪浅,自此找到了理学的共通之处,并为此耗费了毕生精力。一代宗师吕东莱就象金庸笔下的“周伯通”,心地善良,功夫高绝,大智若愚,一副童趣十足的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一派夫子之气。甚至在他离开醴陵后,思念他的人们因他命名的“夫子坡”、“东莱桥”也那么平常实在,只有至今还镌刻在渌江书院头门的“恩承北阙,道接东莱”的门联,读起来是如此的顺口和响亮。
发表于 2017-12-26 09:30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此大事怎么就这样定下了。
朱张会讲的时间原来有些争议 是后来从同时代参与此次会讲的弟子记述和简历里映证了准确时间,且为学术界认同。
发表于 2017-12-26 09:30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此大事怎么就这样定下了。
朱张会讲的时间原来有些争议 是后来从同时代参与此次会讲的弟子记述和简历里映证了准确时间,且为学术界认同。
发表于 2017-12-27 09: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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