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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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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 16: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小炮 于 2017-3-2 17:15 编辑

识才:德才兼备、五湖四海;
用才:知人善用、用人不疑;
爱才: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16:5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最大的优点是知人善用,对各位将领尊重他们的各自的特长而因人而异。   1.解放战争初期,将统战、作战计划等方面委托善于出谋划策的周恩来,自己只关心最关键的问题和最主要的战场,周恩来起到了副统帅和总参谋长的作用。
    2.将军队建设方面的事交给朱德,遇到大事、急事,常委托朱德办理。解放战争初期,曾让朱德以总司令的名义去晋察冀解决作战不顺的问题,朱总司令不负重托,知道和帮助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取得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探索出打攻坚战的经验。
    3.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高度评价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每遇到危急关头,让彭老总但当重任。1929年,将保卫井冈山的任务交给彭;解放战争初期,将保卫延安的重要任务交给彭;朝鲜战争爆发,任命彭为司令员兼政委。
    4.对刘伯承的军事才能颇为推崇。长征途中,任命刘为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邓小平搭档,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刘邓大军威名远扬。
    当下思考历史,最为关键的是将人才放到适当的位置,古人云: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说的道理其实就是按照人才的自身素质使用,用其所长,用在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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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16:5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最大的优点是知人善用,对各位将领尊重他们的各自的特长而因人而异。   1.解放战争初期,将统战、作战计划等方面委托善于出谋划策的周恩来,自己只关心最关键的问题和最主要的战场,周恩来起到了副统帅和总参谋长的作用。
    2.将军队建设方面的事交给朱德,遇到大事、急事,常委托朱德办理。解放战争初期,曾让朱德以总司令的名义去晋察冀解决作战不顺的问题,朱总司令不负重托,知道和帮助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取得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探索出打攻坚战的经验。
    3.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高度评价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每遇到危急关头,让彭老总但当重任。1929年,将保卫井冈山的任务交给彭;解放战争初期,将保卫延安的重要任务交给彭;朝鲜战争爆发,任命彭为司令员兼政委。
    4.对刘伯承的军事才能颇为推崇。长征途中,任命刘为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邓小平搭档,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刘邓大军威名远扬。
    当下思考历史,最为关键的是将人才放到适当的位置,古人云: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说的道理其实就是按照人才的自身素质使用,用其所长,用在其位。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1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郝幸艳博士后出站报告评审会召开
作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720 更新时间:2014年06月25日


6月2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召开郝幸艳博士后出站报告评审会,近代史研究张海鹏研究员主持评审会,本所汪朝光于化民李细珠以及北京大学臧运祜等专家学者就郝幸艳的博士后报告《台湾统派的国家认同研究——以<海峡评论>为中心的考察》进行了深入的评议。经与会评委讨论,一致同意郝幸艳博士后按期出站。

国家认同在台湾发展史上是一个模糊而分歧的概念。郝幸艳博士后通过对台湾统派舆论阵地《海峡评论》社评的分析,试图回答台湾统派国家认同的内涵以及构建台湾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的途径。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16:59 | 显示全部楼层
2014年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招聘工作人员初试通知2014-03-21 13:26:36 来源:北京人事考试网 浏览次数:310全国事业单位考试QQ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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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研究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已结束,现将通过资格审查入围初试考核人员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入围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应届博士毕业生:
毛 帅、王 娜、史 蕾、白天鹏、刘 宇、刘鹏超
孙俨斌、纪雪娟、吴文珑、吴建征、宋欢迎、张 弛
张婷婷、张瑞岚、李 葳、杨 东、杨 帆、杨 杨
杨海亮、邵璐璐、周 杨、周 鑫、周倩倩、林飞飞
胡志辉、秦 飞、崔 靖、梅少粉、程李华、董 虹
韩小南、甄文东、廖熹晨、穆阿妮、戴木茅、濮 灵
魏少辉
出站博士后:
马 艳、王 斐、王佳楠、刘 磊、张 欢、张树军
姜金顺、郝幸艳、钟金燕、席伟健、徐 鸣、徐长恩
曹晶晶、谢伟铭
二、考核时间
3月22日(周六)上午8:30~10:00 笔试
10:30~ 面试(分组)
三、考核地点
笔试:南楼三层会议室
面试:业务组:北二楼所长会议室
行政组:北三楼多媒体会议室
四、有关事宜
1、经资格审查入围初试的人员,通过电话通知本人;
2、请初试人员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入场;开考30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
3、初试结束后,入围复试人员的名单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人事处
2014年3月20日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1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郝幸艳:李大钊与汤化龙民初关系探微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857 更新时间:2012-1-15
原文出处:《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期第15
作者简介:郝幸艳,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李大钊与汤化龙同为民初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的私交公谊从最初感情甚笃到最后分道扬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既与民初政治紧密相连,又深刻地影响了二人日后的政治走向。目前,学界对他们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尚缺乏专门研究。然而,通过考析李汤之间的友谊与纷争,对于深入认识二人的思想及民初政治状况,不无裨益。
词:李大钊/汤化龙/民初/政治交往
        李大钊通过孙洪伊初识汤化龙,二人交往初期关系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后由于二人政见出现分歧,遂由合渐离,并最终分道扬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目前学界对李大钊和汤化龙民初关系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试图将相关史料略作考释,以就教于方家。
         一、公交私谊
       (一)交往初期
        李大钊与汤化龙的交往始于孙洪伊。孙洪伊,直隶天津人,进步党人士,曾和汤化龙长期合作共事。为了筹建法政学会及创办《言治》月刊,李大钊1912年冬,拜访了北洋法政学校的捐资者孙洪伊,得到孙的大力支持。孙洪伊鉴于李大钊学识超群,文笔出众将其介绍给汤化龙。汤化龙初任众议院议长时,惊服李大钊才华,委为众议院秘书,兼民主党的机关报《天民报》主笔”[1]和《法言报》的编辑。通过办报,李大钊和汤化龙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19137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打算赴日深造,囿于家境需要资助。此时的汤化龙为了选拔一批青年政治家,和他一道承担改造民国的重任,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与扶植。他常言: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理想中之学生,必有轰动一时足当国民铸金之祀者。此理想实现之迟早,以学生之奋斗努力,占社会中坚地位实现之迟早为衡。”[2]汤化龙通过对李大钊编辑工作的考察,认定他是一个可用之才,遂用进步党经费资助李大钊赴日求学,以归国重用。曾任众议院首席秘书的李仲公(即李其荃)回忆此事曰:汤化龙用党费选送一批青壮年同志到日本留学,培养和充实集团的后备力量。被选送的共九人,计有刘道铿、陈博生,是刘祟佑和林长民介绍的,李大钊、李其荃,是孙洪伊介绍又以文字受汤知遇的,张梓芳(即张必果),是蒲殿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是李大钊介绍的;南庶熙,是汤提出的。每人每年的补助费是三百元。”[3]汤化龙不仅资助李大钊,还资助了李大钊介绍的霍例白、张润之、李凝修,可见对李大钊的重视。1913年冬,汤化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汤佩松、汤佩琳赴日求学,汤不无担忧,便思忖在东京委托一位忠厚可信的人来关照他俩的生活和学习[4]最后通过比较选择了李大钊。汤佩松回忆当时的情景云:父亲对母亲言:想把佩松托付与李大钊,请他代为管教。说起来,李大钊还算是我的学生呢。前些年,我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任教,李大钊就在那里上学。他非常勤奋,文章写得极好;若把孩子交给他,那是一定可以放心的。汤化龙在日本的留学生很多,却特意挑选李大钊照顾未成年的儿子,足见汤化龙对李大钊的信任与倚重。
       (二)汤化龙对李大钊的影响
        李大钊与汤化龙初期非比寻常的私交公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大钊的思想言论和政治立场。章士钊曾言:据吾所知守常(李大钊)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5]在思想言论上,二人都重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主张非暴力的有秩序的进步,都反对封建专制,努力追求宪政。汤化龙政治蕲向为国家统一,政治循轨,主张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反对革命派打破秩序的激烈行径。他认为:激烈之革命,有害而无益中国万恶之社会犹如痼疾,去之不以其道,施以猛烈之手术,疾不能已,而或以促其生。”[6]与汤化龙过从颇稔[7]的李大钊对汤的主张表示认同,他言: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秩序为可安;必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8]主张以秩序求进步,反对暴力革命。汤化龙夙所梦寐祷祈者乃立宪政治者、责任内阁者、政党议会者谓非是不能救国图强”[9]。李大钊早期作品中也有很多关于政党政治理论的阐述,表明了他对立宪政治的向往和追求。正是这种共同的政治追求,使得二人初期在政治立场上都表现为支持袁世凯排斥国民党。加之民初袁世凯假共和的虚伪面目尚未暴露出来,因此,汤化龙在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10]的主张下,一方抱定稳和的方法与渐进的精神,一方即承认此旧势力,谋利导之而促之改良”[11]把袁世凯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依靠力量。李大钊也认为,为了震伏群魔,收拾残局,需惟此枭雄是赖[12]和汤化龙一样在初期对袁世凯寄予希望。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当袁世凯要裁都督、镇压二次革命时,汤化龙担心战争会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便为袁辩护、开脱。汤指出,共和方始踏入正轨,国家富强有望,不应以莫须有之事迹,而乱诬贤人为词。”[13]李大钊也担心国民党人的地方分权与联邦之说会破坏国家统一,驳斥云:彼愚妄之徒,偏欲以地方分权之谬说拥庇之,抑知无论地方分权说,在中国今日,已无存在之余地。”[14]其他如建都地点问题之争、《临时约法》问题之争、宋案解决方案之争等,李大钊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暴力革命的立场都和汤化龙基本一致,就突出地反映出所受汤化龙的影响[15]。但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拥护袁世凯,而是以维护统一、实现社会进步为前提。一旦超越了这个前提,矛盾与斗争也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为什么二人由拥袁、劝袁变为最终反袁的内在思想动因。
         二、由合渐离
       (一)对袁世凯的不同态度
        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野心的逐渐暴露,李大钊和汤化龙对袁世凯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为复辟帝制做进一步的准备,为拉拢立宪派,任汤化龙为教育部总长,汤抑郁不愿就,经研究系刘祟佑敦促,为避祸计,勉允担任。为迎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有人承奉袁的意旨,主张以复古为教育宗旨,变更学校教法,汤具牍以去就争,事遂寝搁,”[16]汤化龙与袁世凯虽有过矛盾,也试图抵制,但终因考虑到立宪责任内阁的企图既无法实现,顾又不能采取断然态度,仍甘于与袁委蛇冀做一些准备继起的工作而不愿与袁彻底决裂。李大钊此时虽未能认清袁世凯专制的真面目而举起反袁旗帜,但他在日本初识章士钊,受其有容对抗力思想的影响,在对袁世凯专制统治予以揭露的同时,也开始对汤化龙迁就袁世凯排斥国民党的做法有了不同的看法。19144月,汤化龙主导下的《中华》杂志创刊,据李仲公记载丁士峄为总编辑,张东荪、李大钊、李其荃——即我的原名为撰稿人。”[3]李大钊在上面发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警告袁世凯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内,对异派势力,幸勿过事摧残,致政治新运,斩绝中途也。又告诫汤化龙等进步党:依靠袁世凯对国民党以图抵制者,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势力之发生,稍进更宜自振独立之精神,以指导专断(指袁世凯——引者)或暴乱之势力(指国民党——引者),舍迷途而趋正轨也。”[17]李大钊这种态度的变化,为二人日后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二)最终一致反袁
         随着袁世凯忤逆共和愈演愈烈,汤化龙最终放弃了对袁的幻想,走上了与袁彻底决裂的道路。所以,此一时期,李汤二人的政见分歧服从于反袁大局,仍然进行了良好的合作。19155月,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竟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汤化龙大骂袁世凯:饮鸠止渴,令人诽谤。遂即召集进步党中坚分子刘祟佑、丁世峄、蒲殿俊、毕惠康等商酌与袁分裂退出政府计划”[13]12月,袁世凯不顾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事实,公然宣布复辟帝制,这种倒行逆施使汤化龙公开和袁世凯决裂,他督促在东京的李大钊进行反袁帝制宣传并结合同志作未来准备的工作”[3]。汤化龙由天津潜入上海展开反袁后,又打电报要求李大钊回国参加反袁运动”[18]。李大钊不顾学业繁忙火速回国助汤反袁。袁世凯在上海布置了大量密探,汤化龙怕遭暗算,不便出门与外界联系,有事多托李大钊(守常)代为办理。谷钟秀、韩玉宸(大载)、高仲和、骆继汉等在法租界二洋泾桥办《中华新报》,李受汤托,常到该报馆联系。”[19]政学系议员韩玉宸也云:汤化龙为避袁探狙击,少外出,由李大钊代表向各方面联络。”[6]李大钊在上海活动了大概两个星期后又返回东京。之后,出于反袁斗争的需要,李大钊再次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结业回国抵沪,正决定作为孙洪伊的代表前往云南,因袁死而中止。”[3]在此期间,汤化龙为孤立分化袁世凯势力,经常通过蒲殿俊的亲戚江湘浦秘函川督陈宦促其倒袁”[13]。李大钊对在日本留学的霍例白云:昨济公接川陈二庵电云,川决于翌日宣布独立,湘亦不远,而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20]此处济公,即指汤化龙;陈二庵,指时任四川军务督理兼巡按使陈宦,汤化龙能把这么重要的密电拿给归国不久的李大钊看,也印证了二人当时的关系还是较为密切的。1916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时汤化龙在沪,欲招纳人才为己助,并谓守常,暂欲十年在野,专司评政。因创《晨钟报》于北京,延聘李大钊为编辑,并谓言论绝对自由,不加干涉。”[21]李大钊鉴于汤化龙在护国之役中的积极表现,对汤较为认同,便不遗余力地负责筹办和主编《晨钟报》。希冀以《晨钟报》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推动青年为创造青春中华而奋起直追。然而《晨钟报》创刊时间不久,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汤二人之前存在的分歧,随着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及国内局势的进展,最终以府院之争为导火线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三、分道扬镳
      (一)始于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的主要角色黎元洪、段祺瑞、孙洪伊均和汤化龙有夙谊。汤化龙本想出面调停,而小孙派的一些人物,则说汤是想为徐树铮弥缝,而想乘机夺取内务总长,弄得汤化龙左右为难;只好袖手旁观。”[13]最后,由徐世昌入京调停,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职和徐树铮院秘书长职,府院之争才告一段落。旋因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和段祺瑞重生矛盾,汤化龙为调解二人矛盾,迭赴东厂胡同面见黎元洪,但孙洪伊等人已先在黎面前谮汤,说汤已倒向段祺瑞,不要被汤出卖,因此黎对汤有戒心,黎的左右亦多方阻止汤黎见面。因此汤很牢骚”[16],与孙洪伊不复见往日情谊。他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使李大钊不免为难。最终他不仅因为自己与孙的私交近于汤化龙,尤其因为自己的思想更接近于孙洪伊,因此他不肯按汤化龙的意思在文章中攻击孙洪伊,这自然引起汤的不满。”[22]
      
(二)根本在于政见分歧
        李大钊为什么开始背离关系一向良好的汤化龙呢?除和孙洪伊关系的原因外,最主要的还是与汤化龙政见分歧越来越大。首先,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期间,开始广泛地接触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如安部矶雄、浮田和民、幸德秋水、创办《新社会》杂志的利彦等人,他们或者给李大钊上过课,或者其文章、译作对李大钊产生过影响,有的还同他保持密切关系。”[23]这使得他的思想较以前有了一定发展,开始意识到:势在一党,则蝇附一党,势在一人,则狐媚一人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24]。其次,经过帝制回潮的政治变动,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青春再生观念的形成和对民彝反抗压迫权利的反思在他的思想中加进了革命因素。”[22]同时从拥袁到反袁的深刻反思中,李大钊更进一步认识到专制的北洋势力并不是可资依赖的对象。他总结道:吾民当知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8]而汤化龙却仍未跳出与北洋势力为伍排斥国民党的窠臼。汤化龙创刊《晨钟报》前曾主张不党主义。认为,分朋而自弱,适开旧派势力,使蹂践政党蹙国家新机,毋宁不党呼吁用友谊结合,犹乘舟然,惊涛骇浪中,且图共济,待达彼岸,而后分途,犹为未晚。”[16]希望各党同人捐弃党见,同心制宪。然而不久后发生了府院之争,汤化龙即组织进步党人在北京成立宪法案研究会隐然成为支持段祺瑞,反对国民党的力量。对此李大钊直言不讳地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专与争,乃立宪政治之大忌,而专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25]李大钊之言引起了汤的不满。据高一涵回忆:因汤化龙到北京后即联合徐树铮与孙洪伊相抗,以晨报为攻击孙洪伊工具,迫守常著论文,守常因与孙交至厚,直孙而曲汤。汤怒,阴命人撤去守常论文,易以攻孙之论著。守常因此去职。”[21]李大钊的女婿贾芝也言:李大钊同志写文章反对汤化龙扶持旧势力。但是他的文章整段地被删改。他不能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自由地发表意见。”[18]
      
(三)最终分道扬镳
        李大钊见留在《晨钟报》也难以发挥作用,遂于94日发表《别泪》一文流露出去意,95日正式辞职。在文中李大钊指出,当今存在三种政治力量,一为甲支专好交结官僚豪霸子弟的北洋势力,一为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的革命派,一为势力为最微,于是群相与谋,咸谓非亲近甲支,不足以自存的进步党,李大钊借喻自己为丙支中少年迪穆(暗喻汤化龙——引者)的未婚妻,因迪穆颇善视之,桐子亦以身许,迪穆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事后向桐子吐露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然此伤心之痛史,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演仍欲亲近甲支。虽非本意,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但无奈以云英未嫁之身,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且即干预之,恐亦无效,遂决然去而之他。委婉地表达出与汤化龙绝别的原因所在,但他同时又表示,汤化龙若能自崖而返,那他纵漂泊天涯,得闻君子忏悔之音讯,转徙穷途之身,仍当求所以效命于君子之前矣。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汤化龙分道扬镳,但并未就此与其割断所有联系,而是希冀通过规劝的方式使他悬崖勒马,不至从甲支之败子,同为异姓之豪强所误,陷于可怜之境者。”[26]李大钊事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云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调劝。”[7]正反映出他当时的复杂心境。
         四、和而不同
       (一)规劝汤化龙
        李大钊虽然脱离了《晨钟》,但二人仍有来往。1916年冬,汤化龙为了培植湖北政治势力,派亲信朱赓元(敏和)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卢蔚乾联系[19]成立了湖北旅京协会。卢蔚乾云:李大钊时常来学会研究学问,谈论文章;我是驻会干事兼编辑,因此认识李。”[2]曾任湖北旅京协会干事的彭伯勋也言:汤化龙当上协会会长后,时常约我们到他家里谈话,有一次汤正在和我们谈话,李大钊去了,汤说:你们坐一下,我去和李守常讲几句话,并且说:李守常是中国后起之秀,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19]可见汤化龙虽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因非常看重李大钊这样的有为青年还是继续交往,而此时的李大钊对规劝汤化龙于政治轨道之内与国民党竞争,万不可援引轨道以外之暴力以为抵制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然而不久之后的张勋复辟让李大钊对仅有的希望产生了怀疑。汤化龙因助段驱张有功,出任段内阁内务总长,竟一再犯援引特殊势力之嫌,而终不知觉悟。”[7]8月,李大钊发表《辟伪调和》一文,指责汤化龙等缓进派与官僚武人相结,附敌同攻,助纣为虐,而一而再,不自悛悔,咎固亦居其强半,虽百喙而莫可辞也。他当初离开《晨钟报》时曾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而至于今日,事实所示,已全不敢作此奢望”[7]对汤化龙深表失望。但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李大钊短暂的悲观之后,并未就此全然放弃调劝的努力。19171015日,在民国成立六周年国庆日上,李大钊言:大局至斯,平心论之,亦岂一党一派之过。但望各派人士,皆以此日为一年中复旦之机,痛自忏悔,则往者已矣,未来之事,待各派人士之猛省以图补救者,尚自多端。”[27]又在《暴力与政治》中云:暴力自身不为觉悟,吾侪实未如之何,惟有听其自蹈于绝境,收其逻辑上应得之果。苟依附强力以为政治活动之君子,而能知所自反,或者国事其犹有豸乎?吾侪固馨香祷祝以求之矣!”[28]19187月在《调和剩言》一文中又重申调和的必要,国人对于异派势力,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吾人为避二力之迭兴,主张二力之对立,为免时间的取代,主张空间的调和。”[29]
      
(二)原因探析
        李大钊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调劝汤化龙,一是受章士钊调和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日本留学初期结识章士钊后便开始投稿《甲寅》月刊,1917年又加盟《甲寅》日刊。舒新城先生指出:章士钊以《甲寅》为阵地,提倡讲究科学、尊重客观、注重说理、调和宽容的风气,其影响于当时以至于现在作者不少。”[30]章士钊也云:守常初从汤济武(化龙)孙伯兰(洪伊)游,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及与余交,议论竞与甲寅沆瀣一气,当时高(指高一涵——引者)李齐名,海内号甲寅派。”[5]受章士钊调和论的影响,李大钊也认为,抑知政治不可一日无对抗,即亦不可一日无调和苟其两力已臻于相抵之域,则相安相守之道,又舍调和而无所归宿。”[7]二是李大钊认为汤化龙终究不同于北洋专制势力之流,他依附北洋势力与国民党为敌的做法虽不可取,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宪政追求,只是方式运用不当。这从李大钊《暴力与政治》一文中时贤有误认依于强力足以治国”[28]之语可以看出,正因如此,李大钊才不遗余力地再三规劝汤化龙迷途知返。三是后藤延子教授曾指出李大钊始终感恩汤化龙曾资助他留学且十分器重他,因此在抨击缓进派时,矛头指向汤化龙与梁启超,却公开非难梁而对汤化龙则避开指名道姓,显然是出自于感情上的顾忌,李大钊自己也说汤颇善视之,而不忍汤为异姓之豪强所误,陷于可怜之境者。”[26]看来李大钊对汤化龙的感念之情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只是,遗憾的是,汤化龙辞职下野后出国考察,于19189月命丧维多利亚,李大钊到底没能看到汤化龙转变的那天。君子和而不同,政治上的分野并没有影响到李大钊对汤化龙的私人感情。汤化龙的灵柩运抵北京时,李大钊还特意到前门车站迎灵致哀”[31]。而李大钊则在日后的奋斗中,找到了救国良方,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二人迥异的人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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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李大钊.权[A].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8.
           [26]李大钊.别泪[A].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9200, 200.
           [27]李大钊.此日[A].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9.
           [28]李大钊.暴力与政治[A].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0.
           [29]李大钊.调和剩言[A].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10.
           [30]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251.
           [31]汤锦程.中华汤姓源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521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汤化龙(1874一1918),字济武,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1906年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接受了西方传人的宪政思想,初步形成了自己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与循序渐进的政治主张,转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分子。1908年归国后,汤化龙积极领导湖北咨议局和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为实行宪政做了大量的工作。历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会长。与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关系往来密切,民国初著名立宪派头面人物。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汤化龙

  • 国籍
    清→中华民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地
    湖北蕲水(今浠水)

  • 出生日期
    1874年


  • 逝世日期
    1918年

  • 职业
    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立宪派人士

  • 毕业院校
    日本法政大学

  • 主要成就
    光绪年间进士

  • 代表作品
    《违警律释义》、《游美日记》、《蕲水汤先生遗念录》






目录
1人物简介
2人物概述
3个人生平
4人物之死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历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会长。与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关系往来密切,民国初著名立宪派头面人物。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汤化龙,著名立宪派人士。清朝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1906年自请资送留学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曾与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毕业回国: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复被举另议长,积极参与发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参加各界代表第三次请愿。后与谭延闿蒲殿俊等谋作第四次请愿,未果。翌年6月再次晋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10月武昌起义后,即时应变,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并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一说通电系革命党人借其名所发)。继与胡瑞霖等拟定《都督府组织条例》,又获任政事部长,争权夺势,引起革命党人不满,旋改其为编制部长。汉阳失陷,随黄兴往上海。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委以法制局副总裁。辞不就,与立宪派诸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5月加入共和党。10月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支持袁世凯独裁。又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二次革命"爆发后,联合议员孟森等通电反对。1914年任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翌年辞职赴沪,参加护国运动。袁死,转附段祺瑞,曾任段内阁内务总长,不久失意。1918年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概述

汤化龙
汤化龙(1874年-1918年),字济武,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著名立宪派人士。清朝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1906年自请资送留学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曾与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毕业回国: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复被举另议长,积极参与发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参加各界代表第三次请愿。后与谭延闿蒲殿俊等谋作第四次请愿,未果。翌年6月再次晋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10月武昌起义后,即时应变,参与组织湖北军政府,并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一说通电系革命党人借其名所发)。

继与胡瑞霖等拟定《都督府组织条例》,又获任政事部长,争权夺势,引起革命党人不满,旋改其为编制部长。汉阳失陷,随黄兴往上海。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委以法制局副总裁。辞不就,与立宪派诸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5月加入共和党。10月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长,支持袁世凯独裁。又与梁启超合组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二次革命"爆发后,联合议员孟森等通电反对。1914年任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翌年辞职赴沪,参加护国运动。袁死,转附段祺瑞,曾任段内阁内务总长,不久失意。

1918年3月,汤化龙决定赴日本和美国考察,以开拓胸襟,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临行前回到故乡浠水,汤化龙作诗道:"挥泪看山非眼福,抽身出世悟神通",一片凄楚。

6月5日,汤化龙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按照西洋船舶的规定,晚餐必须换礼服,于是汤化龙问一个朋友,是否自己也要换衣服。答曰,以西洋人换否为准。果然,看到有几个西洋人便服进入餐厅,汤化龙等人也就不换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汤化龙感慨地写道:"守规则之习惯,全在社会共同之力",即便一个来自规则社会之人,进入不规则社会,那么也便安于不规则了。1918年出国考察,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

或许,在记叙这件小事时,民初政坛的一幕幕场景,都会进入他的脑海。

9月1日,汤化龙在温哥华遇刺身亡。国民党人事后给他安插的头衔是"袁之走狗,段之帮凶"。凶手王昌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

汤化龙的灵柩运回北京,梁启超写下了一副挽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感叹岁月的流逝,其心态如何,人们已无从知晓,只是二十年代后,人们只能在清华大学找到他了。

而王昌所提倡的"铁血",成为后世民国的关键词,在人人争做皇帝的氛围里,不同派系的军阀你攻我防。1928年,蒋介石更是凭着武力荡涤全国,开始了一党独大的时期。

汤化龙,这个辛亥革命的功臣,民主共和的推动者,留给世人的,只是一座寂静的新坟。



折叠编辑本段个人生平

汤化龙(1874.10.19--1918.9.1),字济武,湖北省浠水县南凉牛黄垱人。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历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会长。与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关系往来密切,民国初著名立宪派头面人物。

晚清时期,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入家塾读书,从季父汤聘尹学科举之业,因其读书刻苦,学习成绩突出,深得前辈的喜爱。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以县试第一名成绩补县学附生,但因其家再次遭遇不幸,被迫弃学设馆教书,帮助家中度过经济难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学使王同愈读其所写的文章大为赞赏,遂录取为官费廪膳生,并保送其至张之洞所创办的著名黄州经古书院深造。从师于周锡恩姚晋圻,在名师的指点下,淹贯古今,尤精古文词,为书院优等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乡试中举人,山西学使宝熙慕名礼聘出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于是告别父母北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一位秉公执法的司法官。

民主革命时期,1906年获官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法律系深造。留学期间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留日教育会以联络同志,参照各国法律撰写了一部《违警律释义》,开始向国人传播法制思想;其在日本创办了《教育杂志》,倡导中国教育改革。思想活跃、组织力强、文笔雄健,在日本留学两年,名已遍及东洋。1908年秋毕业回国,任湖北省谘议局筹办处参事。1909年当选为湖北省谘议局副议长,复被举为议长,积极参与发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参加各界代表第三次请愿。后与谭延闿、蒲殿俊等谋作第四次请愿未果。1911年6月再次晋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10月武昌起义后,看到清政府大势已去,即时应变,乘机脱离清政府,投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参与组织湖北省军政府,并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继与胡瑞霖等拟定《都督府组织条例》,任政事部部长。因争权夺势,引起革命党人不满,旋改为编制部部长。汉阳失陷随黄兴往上海。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秘书长。后委以法制局副总裁,辞不就。与立宪派要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4月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副议长。5月加入共和党。10月组织民主党任干事长。1913年1月当选为北京国民政府众议院议长,支持袁世凯独裁。5月与梁启超等人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后袁世凯为了进一步实行帝制,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致使与袁的关系恶化。"二次革命"爆发后,联合议员孟森等通电反对。1914年任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总长兼学术委员长。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伪造民意,接受帝位申令,宣布恢复帝制,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反对,原云南总督蔡锷等在云南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便辞职潜赴上海,参加护国讨袁。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8月国会重开,转附段祺瑞,复任众议院议长。1917年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是立宪派的头面人物。5月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被黎元洪罢免,也随辞去议长职。7月段祺瑞又以反张勋复辟进军北京,自诩"再造共和"重掌政权,汤化龙复任内务总长,不久失意,11月辞职。1918年3月出国考察,先去日本游历,然后赴美国和加拿大游历考察,历经半年有余。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中华会馆被国民党人王昌刺杀身亡,后归葬浠水县伍州新港。著有《违警律释义》、《游美日记》、《蕲水汤先生遗念录》等传世。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之死

汤化龙何至于要被刺杀?

1915年(民前四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名记者黄远庸被革命党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上海楼菜馆,三年之后,一度做过民国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的汤化龙(字济武)又被革命党人刺杀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唐人街途中,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不过,在国民党美洲支部的革命党人看来,包括刺杀黄远庸在内,"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页378)。然而问题在于,汤化龙其人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之走狗"?即便是的,又何至于要遭到这样的政治暗杀?无论如何,刺杀之手段,难掩其中的血腥,有悖于政党竞争之原则,正如曾琦(慕韩)在同年9月4日日记中所言:"盖汤氏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吾于是叹党祸之日烈矣"(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16),页1345)。

一、被推为湖北省咨议局议长、身与立宪运动

汤化龙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即民前三十八年,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为求新知,由北京进士馆选为官费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受业于梅谦次郎。1908年学成返国,任民政部主事。归国前,曾与湖北籍留日学生相约设立"湖北教育会",被认为是汤氏"合群谋国之发轫"。宣统元年(1909年),设立各省咨议局(即临时省议会),"鄂都陈夔龙以荐者言,奏调化龙还鄂,筹备自治事宜"(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上篇,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页60),不久被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时三十五岁。

筹办咨议局是清政府于1908年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时间表中的一项内容,即当年筹办,次年举行选举。清廷对咨议局之人选,有明确的规定: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页389)。从客观上来讲,咨议局之设立,使立宪派人士获得议政的场所,又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全国二十一个咨议局共选出一千六百四十三位议员,大多数当选议员为立宪派,其中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张謇、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立宪派中坚人物,被推为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这些新旧参半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有传统士绅功名之背景,无论在学识、才德、清望等方面,皆为当时的舆论所推重。

此时的清政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有来自革命党人武装起事的压力,他们始终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孙文语),或谓"不革命决不能立宪"(汪兆铭);又要面对自预备立宪公会以来不断请愿、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涨呼声。实际上,清廷也意识到了"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载泽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只是不久的"皇族内阁"令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1910年4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成立,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为会长,汤化龙为湖北省支会书记;为进一步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任为会长,各省咨议局议长参加者有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汤与彼等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并到处演说、运动,冀有所成"(张玉法:《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台湾"中研究"近史所集刊第十期,页89)。迫于形势愈发紧张,清廷下诏缩短筹备立宪年限,定1913年召集国会,然不少朝野人士仍觉其长,尤其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人,坚持要求翌年即开国会,从而留在北京,再筹请愿,以图君民共治的理想……(参见张玉法著:《辛亥革命史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1月初版,页172-173)。未料,清廷因此震怒,令各省代表出京还里。代表们在失望之余,相约《国民公报》社,密议返省之后,即向咨议局通报"清廷政治绝望",且不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梁启超年谱长编》,页514),"……化龙自京返鄂,鼓吹国会事益力,舆论既激昂,复时发电与各省相呼应"(沈云龙语)。

1911年4月,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十九条,并组成"皇族内阁",所任命的国务大臣十三人中,满人七席,汉人四席,蒙古一席,汉军旗一席,而皇族又占其五,世称亲贵内阁,士民哗然。此被认为是清廷的排汉政策,违反君主立宪之公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动议弹劾,要求另组内阁,汤化龙与副议长张国溶被推为湖北省军商学界的代表北上,从汉口出发时,送行者竟达万人,汤氏在火车站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可见汤氏当时在湖北各界中的影响力。

二、武昌起义出任民政总长,从立宪转向革命

一般认为,汤化龙是旧官僚和旧绅士的代表(张玉法语),在思想上与康、梁等人相一致,并不赞成革命,相信君主立宪是救国之道,即在不动摇社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心起而改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突然发生,先且不论成因和结果,此次起义在事实上十分仓促,初无全算,"革军既起,尚未得一首领,众议以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当之",黎初不应,理由为民意所向系在咨议局,应由议长汤化龙出面组织军政府。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汤化龙对此有一回答,版本庶几相同,足以采信。汤氏这样说: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瑞澄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参见曹亚伯著《武昌革命史》中册,收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页36)。

我们可以将此言视作汤氏从立宪至革命的一种转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即汤化龙本是立宪派中的激进人物。激进者往往在某个动荡的时刻,最易出现态度和立场上的反复或变化。然此时置身于时代激流之中的汤化龙,看起来,好像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但终归表现出来的还是对清廷置改革于踟蹰、延宕之中的一种强烈不满。尤其当国会请愿代表团被迫解散,汤本人的思想正在悄然发生动摇,也开始倾向革命。所以,当武昌起义突然而至,正好应合了他在北京与四川蒲殿俊等人所密议的内容,即: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也就是说,汤氏的思想转变并非空穴来风,更多是因为对清廷政治上的失望所致。

军政两长人选既定,黎氏以湖北军政府都督名义,发安民布告及独立檄文,并约汤化龙






发表于 2017-3-3 22:10 | 显示全部楼层
汤化龙(1874一1918),字济武,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
      
发表于 2017-3-5 16:24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发表于 2017-3-6 08:18 | 显示全部楼层
狂敖魔战的 发表于 2017-3-3 22:10
汤化龙(1874一1918),字济武,汉族,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

早上好谢谢你的关注、赏读与点评   报告:今天徒步十二里半,一路鸟语花香,春光无限,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祝君吉祥安康
 楼主| 发表于 2017-3-6 08:18 | 显示全部楼层

郭哥哥早上好谢谢你的关注、赏读与点评   报告:今天徒步十二里半,一路鸟语花香,春光无限,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祝君吉祥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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