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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是谁刺杀的?【第一次见以现代刑侦角度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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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9 23: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anglang 于 2018-4-9 23:38 编辑

17.jpg   



  要准确详细地回答宋教仁是谁刺杀的问题是有很大难度的,几年前我在网上就发过“谁是宋教仁血案的主谋?”的网文,最后的结尾因庶务忙而未完成。当然,如果从刑事侦查的角度简明扼要地探讨一下疑点还是可以的。
  从弹道角度上分析,在裸照上,弹孔在上腹中部偏右约200px处的腰上部。如此精确的射击,应该是凶手左手虚飘地把住宋的左腰,右手持枪,在宋右臂抬起瞬间,凶手右臂绕到前面;或在宋注目前方时绕过宋的右臂,枪口对著宋的该部位向下斜一枪毙命。简之,凶手是紧挨着宋,从宋教仁的腰上部向腹下方开枪。只有这样才能在杀死宋教仁的同时,不误杀伤前面的陈劲萱、黄兴和后面的廖仲凯等人。这个信息说明什么?说明凶手事前被安置在最恰当的位置,宋案发生在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属革命党人上海督军陈其美的辖区,宋案发生当晚,车站值班的警察身在何处?据3月23日沪宁铁路悬赏海报中称,“当时铁路巡警,有4人值班照料车客,二人在行李房内照料北上议员行李”, 唯独国民党领袖剪票进站却无巡警照料,以致事成后“刺客乘间逸去”。如果党内没有高层头头的设计、规划、指挥、协调和配合,这个有高难度技术要求的系统工作是无法有效完成的。从中可以看出目标明确,分工配合有效。它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让人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在操纵这一切。这个高难度的暗杀项目要袁世凯去搞,派几个无权无势的生面孔去恐怕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如果真是袁世凯搞的,凶手为何怕误杀旁人呢?多杀几个革命党要员不更好吗?
  打宋教仁的子弹取出后经检验发现是有毒的。这个用毒子弹杀人的特点,在民国初年只有孙中山有先例可循,孙中山想杀陈炯明时,孙中山亲手把处理过的手枪交付黄大伟,说枪中子弹有毒,可以一枪毙命。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是学医的出身,而袁世凯即未学医,又无先例。
   凶手武士英如果真是袁世凯派遣的,革命党人为何不对其进行详细的公审,让其丑闻尽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证据更丰满、更充足些,岂不更好。所谓孤证不立,难以服众。年仅22岁的杀宋凶嫌武士英一个星期前“以其押捕房及模范监狱时,均言笑自若,毫无疾病,何以改禁于上海督军陈其美的辖区六十一团营仓后,即行病毙?”而且是突然死在公审前一天的晚上!是死在陈其美控制的狱中,而不是死在袁世凯控制的狱中?这不是明显的杀人灭口吗?
   下面来看看宋教仁遇刺后几个关联人物的公开表态。
   袁世凯当得知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遇刺后的第一反应是: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他隐约感到用议会方式合法地选自己当总统,宋教仁当政府总理的南北分权共治的政治格局已遭破坏,南北双方和平共处的局面不好维持了。随后袁世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部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阙功甚伟。凡我国民,同深怆恻”。1913年3月23日,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严缉宋案凶手,并要求采取措施保护黄兴。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大总统袁世凯泣道:“前亡午桥(端方),后亡遁初(宋教仁),我之大不幸也”。“我代人受过多了,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又何必辩。若是明白人,就该想到,如果我要杀他,又何必招他来京呢?数次招他来京,却在他将行之际杀之,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就算傻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呀。因此我不自辩,相信总有真相大白之日”。袁世凯电文中表态:“迅缉真凶,彻底根究”。政府也表态:“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目前紧要关键,惟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会同钟文耀(即沪宁铁路总办)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当开销,以彰崇报”。
   总之,袁政府对破案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用商榷的态度惋转地希望此案移转至公正的第三方来审理:“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而革命党人则强硬地要用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去审理。
   下面看看孙中山的态度。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在第二天即得知消息并决定立即回国。四天后3月25日,孙中山一行人回到上海,当晚国民党要员就在黄兴家召开会议。此时人犯刚刚被捕,还没有经过正式审讯,物证也严密地保藏在巡捕房,案件刚发生几天,侦察尚未展开。奇怪的是孙中山等人在案情尚未水落石出之际,毫无过硬证据就一口咬定袁世凯总统是暗杀主谋。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是动武还是寻求法律解决。黄兴等人认为辛亥革命达成的共和政体已成刍型,主张在共和体制内用正当法律程序解决。因为国会马上就要召开,如果国民党人的“政党内阁”能得到实现的话,自有办法对付袁世凯。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了一切并明确表示一步也不退让。认为法律根本无用,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主张立刻准备兴兵讨袁。事实表明,孙中山对查明宋案真相毫无兴趣,真正有兴趣的是籍此怎样才能倒袁。宋庆龄本人就承认过孙中山有这个性格:“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
   返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拜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通过有吉明与日本政府联系。又通过森恪听取日本财界的意见。希望日方提供援助。据有人初步统计,1913年3月下旬到7月下旬,孙中山会见日人24次,其中有吉明14次。黄兴也见日人12次,其中有吉明7次。在这些会见中,日本方面反复表示希望孙中山应尽力避免国内动乱,维持共和局面与袁世凯谋求妥协。日本内阁通过了对中国南北纠纷‘全然采取中立不偏之方针’。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党人进行反袁的要求”。
   尽管不能获得日方援助,革命党和北京政府都开始秘密做军事准备,据当时安徽都督柏文蔚记载,他在宋案后到沪,每夜都和陈其美讨论军事计划,而国民党中激进份子也纷纷到各地运动军队。而袁政府也不示弱,他加快完成对外大借款,占得经济先机,随后任命陆军部长段祺瑞为代理总理,并把北军运动到各个战略要地。凶犯武士英的突然暴亡必然给宋案的进一步侦破、审理带来巨大的损失,使司法过程难以为继,案件审理本身的突然停滞为案件之外的军事角逐赢得了宝贵的军备时间。事至此时,似乎可以理解外国律师沃沛对凶手武士英的初审:“你可知国民党是何宗旨?”武答:“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法官问:“你说蓄心杀宋已久,在何时?是一年前,还是两月前?”武答:“两月前”。凶手在两月前就已知今后会发生推翻中央政府的二次革命。大家可以想像,文盲凶犯武士英如果不死,会不会对孙文和陈其美的二次革命造成师出无名的后果?
  下面看看宋教仁遇刺后的态度。他自知命不久矣,就对陪护在身边的好友黄兴和于右任口述遗嘱;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他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 电报原文如下:“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宋教仁在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从宋教仁的以上表态中可以看出什么信息呢?他委托之人不是同党孙中山而是对立面的袁世凯。甚至只字不提孙中山。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心知肚明,只是嘴上不说?就像朝鲜的金正男之死,谁也不必讲明。事实证明,宋在当时将后事主要托付于袁世凯、于右任、黄兴是正确的,涉案的凶犯后来都被处死了,除主谋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就是明证。我们设想他委托孙中山会怎样,会不会像调查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那样不了了之?
在宋教仁的遗嘱中没有纠结到底是谁刺杀了自己,没有让同党为自己报仇。他临终前嘱咐不要以我为念,不要放弃宪政的责任心。希望继续走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之路。说明他担心来之不易的、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议会民主的共和宪政格局从此毁灭,重回暴力解决问题的老路,重回用武力决定谁是老大的老路。从他的遗嘱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位心忧天下的宪政先驱的伟大胸怀和境界!每读至此,我都会潸然泪下,为什么一些嘴上高喊共和的人,一旦共和体制刚刚到来,就会有人叶公好龙,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要知道经过几千年威权专制的国度,初生的共和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完善、多么需要各方真诚地共同呵护啊!世上哪有一开始就可以自动出来一个完善的宪政呢?它难道不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吗?它难道不需要大家共同维护、遵守和共建吗?
在宋案之前和之后,孙中山曾经策划暗杀过多位重要名人,限于篇幅只讲两例。先看黄远庸被刺案。黄是民国初年与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人物,号称“新闻界钜子”,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影响极大。他不管袁系还是孙党,凡政界丑恶现象及各种内幕,一律予以披露并鞭挞。因此得罪多人,于1915年远避美国以防报复,但在1915年12月27日仍被暗杀于旧金山。此系暗杀记者第一大案,此前有宋教仁案,现又有黄远庸案,社会舆论一致指向是袁世凯所为,让其百口莫辩。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年的杀手刘北海临终前在台湾道出真相:刺杀黄远庸竟是“国父”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也即后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干的!刘北海当时是林森卫士。孙文要暗杀名记者黄远庸,是因其报道不但抨击袁世凯,也对孙之暴力革命亦冷嘲热讽;尤其是黄的文章说孙中山只是国民党挂名领袖,实际主持者乃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一人主持”,宋“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这正刺中孙文痛处。以黄远庸文笔及影响,老孙不仅面子里子都丢大了,且直接影响其对国民党的操控权,甚至可能引起对刺宋案的联想,故必欲去之而后快。袁世凯则为老孙背“黑锅”达60余年,若刘北海杀手至死不言,正统的史书还将继续讲述袁世凯暗杀黄远庸的故事。
再讲陶成章被刺案。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干领袖,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在南洋为革命战略、人事和经费等问题指责孙中山独裁、所收捐款账目财物与用途等等不公开、公财私用等等。陶成章与孙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并公开号召倒孙,同盟会从此分裂,陶成章重建光复会与孙文分庭抗礼。孙的地位感到了真实的威胁,于是,孙对其死党部下陈其美说,不解决这个人,同盟会有困难。陈其美对部下蒋介石提出要解决“陶的问题”。 1912年1月14日蒋介石携王竹卿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于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之中。除掉了孙中山个人独裁的主要反对者。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在案件未经公正和详细审理前,仿佛已知内幕,迅速向报界宣布并定性为“挟私复怨”、“擅行仇杀”。为媒体宣传定下基调及舆论导向。希望产生三人成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谎言重复百遍即成真理的效应。孙中山对同志们说: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他不计前嫌,对其惨遭暗害深表痛惜。孙文还亲自看望陶成章的家属并加以抚慰体恤,使其家属深受感动。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于是,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 1000元缉拿凶手。不多日,王竹卿被缉拿归案,未经详细审问很快便被处死灭口。蒋介石还是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此后,对陶案的调查就成为贼喊捉贼的黄鼠狼审鸡案,在敷衍搪塞中、时间会消磨人的记忆,人们会淡忘或无暇谈及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仿佛没有发生过此事一般。
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说:“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如果没有蒋介石《日记》的解密公开,陶成章案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
刺宋案后的第三年,1916年5月18日,帮助孙中山策划并指挥暗杀许多同党的陈其美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公寓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暗杀了。此案一直未破,也没有人愿意去破案。好象破此案没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只留下两个或多个版本的故事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凶手一说是李海秋、一说是程国瑞。这两人曾经都是陈其美的部属。究竟是不是这两人杀的,或者还有别的真正的杀手,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一系列的党内清洗,在党内已经没有人胆敢挑战孙的权威了。中华革命党关键的最高暗杀秘密从此没有泄密的机会了。
刺杀这几个次要人物不会对国体政体发生根本变化。唯独借刺杀被誉为“宪政之父”的宋教仁,而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推翻新生的共和宪政,国家政体发生重大改变,使其重回专制老路,区别只是穿上共和的外衣而已。所以宋的死在当时社会上掀起巨大震动。甚至报上有这样形容:举国惶惶,挥泪如雨,报纸记载,笔为之秃,墨为之凅。人们即痛惜宋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这样的才干不再有,也伤感他毕命仅三十二岁的华龄。更有远见者断言:宋教仁去,真共和随去,国事不可问矣。
宋案的疑点太多了,为了节省篇幅,以上只能列举了几个主要的疑点。至于真相如何,革命党内部高层许多人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说或不敢说罢了。例如,请看于右任为宋教仁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这其中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讲真话吧,就会被人杀戮;讲假话吧,会遭天诛。在这两难之际,还是期待将来的良史写出事实的真相吧!一百多年过去了,良史何在呢?还要等多久才会等来良史呢?我想,别说没有良史,即便有良史恐怕也不敢讲吧!


冯国华来自群组: 红网常德人
发表于 2018-4-9 23:37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8-4-10 14:5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1912年,孙中山礼让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后,就专心研究实业兴国去了,他就打算花10年时间,修20万公里铁路,这是有远大理想的人。

在他的《建国方略》中,他要在10年内,修建16万公里铁路。

而直到2017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7万公里。离中山先生的规划还差的远啊
发表于 2018-4-10 15: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说,当时,他曾对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20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20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胜啊。”
 楼主| 发表于 2018-4-10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彳亍的胖哥 发表于 2018-4-10 15:01
一说,当时,他曾对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20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袁世凯呵呵 ...

大炮不是混的噱头
发表于 2018-4-11 22:12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这个问题很容易找到答案,只要看看宋教仁的宪政共和理念和孙大炮的暴力革命思想是如何冲突的就能明白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4-12 08:48 | 显示全部楼层
boon199 发表于 2018-4-11 22:12
呵呵,这个问题很容易找到答案,只要看看宋教仁的宪政共和理念和孙大炮的暴力革命思想是如何冲突的就能明白 ...

孙是这个事件中,唯一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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