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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6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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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乾城的日子
我们全家回老家乾城,在那里住了一年左右时间,也就是1939年秋——1940年秋之间。
由族人持火把把父亲这一家拥入那座古城,已是半夜时分,那古城给我的印象是古朴而又冷清的,听不到日机马达的轰鸣,看不到杂乱的逃难人流,却是个世外桃源。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睡在妈妈脚底下,被一群麻雀的啼叫声惊醒了。对于这座湘西古城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是苗族、土家族山寨下一座小县。父亲便诞生在这里。由于地域荒僻,父亲一直说自己是桃源人,连蒋介石都记得他是桃源人。记得小时有一次他与同僚们聊天说:蒋介石召见他,说了句:“你是桃源人对吧?”他事后很惊奇老蒋的记忆力。
这乾州古城的高耸很是牢固,县衙门八字开十分气派,不知出了什么名士,县衙外还有一座笔架雕塑。这里自前清以来一直是镇压防止苗民叛乱的前哨,驻有大批军力。在作家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中,对这一带有详尽的记载。我小时候便常听说苗匪进城抢大户的事。这帮山大王常在夜间闯入县城,脸上抹上锅灰,头上插着蜡烛摸进城,提着雪亮的大刀便抢,据说平日里城还有他们的“坐探”。我见一个40开外的穿蓝布衫的汉子,手里端着一只铜水烟袋,无事时专门在茶馆里转悠,妈妈告诉我这个叫老板的便是苗匪探子,他在茶楼酒肆探听到谁家来了财货,哪家店铺有了进项,便秘报出去,当晚哪有进项的铺子一准遭劫。
不过我们回去那一年半还未发生过苗匪进城抢劫的事。
据说我的祖上曾因产参加曾国番平太平天国有功,有位杨昌泗的即先祖,因于朝廷而封为:“刚盖公”。那也许是前清了。
老杨家在我祖父上辈便败落了,据说祖父母在父亲4、5岁时便逝去,扔下5个儿子,老大、老二已经去逝,留下两门寡嫂,父亲排行老三。后来父亲外出当兵,入日本士官学校,发了迹,这才回来重振家业。又是修坟,又是盖公馆。这是当时湘西青年想出人头地唯一的一条路子。湘西民性骠悍,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当兵吃粮,当军官是唯一途径。
父亲便在18岁时,随远亲去了东北奉天,入陆军小学,又由张作霖军旅考入日本仕官学校,回来随奉军转战,这才出人头地。他曾自豪地说:“我37岁就当中将!”在那个无任何社会背景的社会中,能熬到那份,也实在不容易了。
我回到乾城,那杨公馆府邸已是八字大门,两重院落,前院有一天井,种了两株桂花树,东厢房暂时让给我姥姥,我与妈妈住西厢房。厢房后面是一个很大的灶房,看来这里供养这一大家人,父亲的长嫂及女儿杨濂,还有一位老太太,可能是我姑奶奶之类的,这些孤儿老嫂全由父亲在乡下置的田产养活,过着地主婆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50年解放,这些全仗我父亲供养的老婆子们,包括大伯妈一伙,竟在户口上把留在乾城的四姐(18岁)划为“地主”,而他们自己竟因无土地而成了“贫农”!
由于我们回来,父亲暂时无差事可做,我们便在后边打谷场北头盖了几间房,父亲专门为自己在门洞上搭了一间书房专门读书,似乎想隐居不出了(这是西安事变之后的事,张学良被蒋介石扣了起来,东北军改编,父亲后来曾任了一阵武汉行营处长,后来因与陈诚不合而回乡)。
父亲书阁楼后边是当地乡绅萧家的门第,萧家是当地很有势力的财主,有一座很大的宅院。我家阁楼下边有一块很大的荷花塘,夏季荷花盛开,香气四溢。池塘边还有一座小土地庙,这是一个极静谧而富有乡土气息的去处。到了80年代末,我去北京学学问起乾城那座故居,(我记得是安正街6号)大姐说那大屋早就共产了,共产党一来把房子分给了贫农,如今大屋里住了18户,成了大杂院,那荷花塘也成了垃圾坑,景物自然消失了。
在乾城,我上小学一年级,校长是我堂姐杨濂。由于战争,逃到那小城的下江人很多,教书的也大多为外地的。学校外边有个场子,经常有被砍头的土匪五花大绑地从校门口押过来,街道两边卖棉花糖的,吹糖人的,卖鸭大腿的挺多,卖酒的把酒坛摆放在店铺门口。逢上杀人时,那被反绑的土匪后背插着标牌,边走便嚷:“讨口酒喝,赏只鸭腿吧,来世报答!”于是自有酒家及时送上吃喝。那即将被砍头的汉子啧啧嘴巴说声:谢啦!便去挨砍头。那时候,我们小孩子看杀人砍头并不害怕,站在街边张望竟感到挺好玩,每逢这时,奶奶便赶紧把我们从看热闹的人堆儿中拽走,怕吓着了。
在乾城一年的日子是十分遐意的,夏天日本飞机竟光临到湘西。为了怕挨轰炸,大家一清早就到乡下去躲警报,在佃户家呆上一天,由佃户做些饭食。为了占点便宜不必花饭钱,每到这时那些三家四少也少不得跟去,叫佃户做这做那。在乡下的日子挺有趣,我到处闻着稻谷的清香,泥土的气味,金黄黄的谷子十分诱人,我对农村的第一印象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了秋季收租子的季节,我们那座大屋便热闹起来,佃户们把一担担金黄的谷子挑进来,倒进后院大谷场,风车咕噜噜地摇起来,大家吃上了喷香的米饭。有时来的佃户还会给我抓来螳螂或者蚂蚱,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快过年了,大屋里便杀了几口肥猪,杀猪的汉子会给我弄一只猪尿泡吹得大大的,让孩子们当球踢。这便是我小时候的皮球。那年月姥姥一家、大舅、大姨及表姐,四姨都随我家逃难到了乾城,杨王两家人口济济真够热闹的了。
过春节并不因日军已逼近湖南而扫兴。在乾城龙灯照样耍,正月十五烧龙灯,我站在门口看,那煞是好看,那耍龙的皆赤膊仅穿一条短裤。“烧龙”一幕更为壮观,街旁有人烧红一盆盆铁水,然后有人用铁勺掏一勺往上一扔,旁边的一个人用一块木板使劲拍击那火球,“嘭”的一下,那火球顿时化为五彩缤纷的铁屑飞上天空,又溅落在那些赤膊的耍龙人身上。于是那耍龙人便拼命跳动,抖动全身使铁屑不至灼伤自己的皮肤。这一幕真叫动人!这是我一生中看到最火烈的中国耍龙了。
抗日的浪潮已经卷入那偏僻的小城。学校里由大年级学生演出活报剧,唱:《流亡三部曲》,学生们脸上抹上黑油彩,在露天搭起的舞台上,囚在布景的囚笼里高唱:“谁愿意作奴隶,谁愿意作牛马。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
或者由于出尽风头的校花写活报剧,诸如:美人计巧夺日寇手枪之类的戏,照例是男扮女装,由一女生扮鬼子,美人则坐在鬼子大腿上,便夺来了那鬼子身上的手枪。虽然荒唐,但是因为打了鬼子,台下的观众照样鼓掌。
最大的一次露天演出是在一个坪坝子上,台上点着汽灯,奶妈带我们几个兄妹去看戏,台上由大姐清唱京戏,大概唱的是《捉放曹》,台下自是有人羡慕,说是杨家大小姐上台献艺了。
过了年,父亲便被在广西桂林的白崇禧召去做事,老人家的隐居也就告一段落。父亲走后当年秋天(1941年),便由副官于忠护送,由乾城辗转去广西。我记得一家人由妈妈带着,八个孩子(二弟、九妹、小十还有多病的妹妹小满,加上两个奶妈一块走的),在所里(现吉首)大乡绅萧家过的中秋节,吃的石榴及带芝麻的大月饼。那家有座后花园长满石榴树,我们几个孩子爬上去摘石榴,那动人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从源陵起便乘一辆卡车,长沙沦陷去不得,往东南去了衡阳。途中山路崎岖,又怕土匪抢劫,一家大小挤在一辆卡车里,于副官身配一只左轮,这是唯一的武器。一次夜里车灯没电了,于副官用两只手电来照明,勉强行到营地,好歹到了衡阳也没遇上土匪。
从衡阳乘火车去了桂林,父亲在桂林行营任中将处长,家眷的到来自是风光一番,我记得一个参谋带了两辆轿车来车站迎接。
从此在桂林的日子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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